金雄白（1904—1985），这位江苏青浦（现今隶属上海）的资深媒体人，早年便在新闻界崭露头角，1930年即担任南京《中央日报》的采访主任，同时还是一名律师。然而，1939年他选择投靠汪伪政府，此后在法制、财经等领域担任多项伪职，甚至成为伪《中报》的总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因汉奸罪名被捕入狱，1948年获释后移居香港，后辗转于香港与日本之间。1973年，他创办了《港九日报》，但最终于1985年在日本病逝。
在香港期间，金雄白以朱子家的笔名在《春秋》杂志上连载了《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部作品迅速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后来，该书结集六册出版，风靡一时，甚至被日本译成日文，更名为《同生共死之实体——汪兆铭之悲剧》。这部作品被公认为研究汪政权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汪精卫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金雄白发表了汪精卫生前的国事遗书《最后之心情》，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中日双方的广泛关注。日本方面，《每日新闻》与英文《日本时报》先后转载，举国轰动。而香港的《新闻天地》杂志在半年后发表遗书全文时，也附上了一段隔靴搔痒的妄断，自称为“汪兆铭遗书真伪之辨”，这种自以为是的言论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相比之下，日本方面的反应更为深刻。当日人读到遗书后，洞悉了当年汪氏的真正心情，在感到失落之余，也产生了愧疚与羡慕交织的复杂情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竟有一个中国的“妄人”丑颜无耻地说出了忘记自己尚是一个中国人的谬论，试图歪曲汪氏遗书的真意。这一行为不仅令人不齿，更暴露了其向日本或台湾献媚的丑恶嘴脸。
这半年中，关于汪氏遗书的争议不断，主要集中在真伪问题与作用问题两点上。金雄白在撰写《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时，因书中人物全部使用真姓真名，且大都健在人间，又力求信实、罔知忌讳，因此多年来遭受了不少内外的困扰。他原计划在第五册出版后结束这一主题的写作，但汪先生的遗书却让他不得不再次提笔。
汪氏遗书的发表是突然的，不仅汪政府当年的旧侣们感到意外，连金雄白自己也感到十分突然。收到这份文件后，他因深信汪氏生前并未立下任何遗嘱，因此面对着汪氏亲笔所写的“最后之心情兆铭”七字，既感到惊奇又充满疑虑。他反复审察笔迹，试图辨其真伪；对遗书全文更是回环雒诵，拟在字里行间中寻其瑕疵。但经过彻夜研思，他终觉汪先生之字迹、文笔与心情，他人无可摹拟。
在发表遗书之前，金雄白万分慎重。他深知自己撰写汪政权这一幕已尽微薄之力，就当年的所见所闻并尽量搜求有关资料，前后写了六七十万言，总想凭良知写得不有背乎事实真相。因此当收到这份遗书时，拙着第五册已在印刷中，忽然又意外得来了这样一份文件，确曾使他踌躇万状，陷于取舍两难之境。
他不愿最后收进一个伪造的文件，使全书全被否定；但也不愿仅凭一己之主观，使汪先生将死之言从此湮没不彰。为了祛除读者之疑，他决定从遗书中所提到的若干小事之有无以求反证。他先与汪先生的长婿何文杰兄约晤，询问遗书中所说之事是否确有其事。何文杰兄的回答证实了遗书的真实性。
此外，金雄白还询之于留港南华日报的少数老人之一的颜加保兄，亦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这两项旁证使他对遗书更增加了一份信心。然而，也有人责备他为何在发表之前不先征求汪先生子女的意见。对此，金雄白认为这一文件是汪先生国事的遗书而非家事的遗嘱，理论上就无需先得其家属之同意。况且他是收件人，寄件者的意思也很明显地希望他能公之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