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书架的一角，静静躺着一本《书信写作鉴赏辞典》，其中收录了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六封深情家书。这些信件，我曾细细品读，并工笔正楷抄录过一遍，那份深情与真挚，至今仍历历在目。1月8日，是周总理的逝世纪念日，每当这个日子来临，我总会不由自主地翻开这些家书，再次沉浸在那份跨越时空的深情之中。
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的相识，要追溯到1919年的天津。那时，邓颖超年仅15岁，而周恩来比她年长6岁。两人在天津敬业中学（后更名为南开中学）共同学习，并一同参与了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活动，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0年，周恩来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四年的异国他乡生活并未割断他们的联系，反而让书信成为了他们传递情感的桥梁。1925年，在高君宇的介绍下，两人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成为了世人传颂的模范夫妻。
这六封家书，跨越了1953年至1959年的时光，记录了他们聚少离多的日子。周总理因公出国访问，邓颖超则因工作、治病等原因常居南方，书信成了他们维系感情的纽带。从信中的称呼和落款，我们可以窥见周恩来对邓颖超的深深尊重与爱意。他始终以“超”相称，落款则为“周恩来”（仅有一次用了翔宇，并在信中特作解释）。这样的称呼，既亲切温馨，又显得郑重其事，正是周总理心细如发的体现。
周恩来深知邓颖超出身书香门第，家教良好，思想进步，若用过于俗套的称呼，定会让她觉得肉麻甚至反感。因此，他反复酝酿，最终选择了这样的称呼和落款，既表达了深情，又保持了尊重。这种恰如其分的称呼，不仅让受信人内心温暖，更便于沟通，值得我们借鉴。
从行文来看，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初恋时的甜蜜与浪漫。他的词句富有色彩，如1951年3月17日的信中，他写道：“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红叶喻来信，借用了红叶题诗的典故，让人瞬间陷入美好的爱情回味之中。）信的结尾，他更是造境甚美：“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开笑迎主人了。”（把盼着邓颖超养病归来的心情，写得那么温婉蕴籍。）
类似的句子，在这六封信中屡见不鲜。如：“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谁念谁更深切，则留待后证了。”这些字字含情、温润妙曼的语句，让人不禁涌起爱的波澜。由此可见，周总理对邓颖超的爱，并未因结婚而消减，反而更加深沉、含情脉脉。
这六封信虽然简短，但内容充实饱满，充满了感情。它们主要分为两块：一是询问邓颖超的病情和工作情况；二是向邓颖超汇报自己的情况。看似寻常的内容，在周总理的笔下却饶有情趣，使人百读不厌。
周恩来虽贵为总理，但在邓颖超面前却毫无架子。他真诚地道歉，如在一封信中写道：“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另一封信中，他则委婉地说：“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还有一次，他内疚地说：“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打了几次电话，却没给你写信，总觉得欠债似的，今晚执笔还债。”
他对邓颖超的关爱更是无微不至。得知邓颖超体质虚弱、不能执笔后，他马上致信表示惦念，并安排电话联系。连邓颖超不能写信、不方便接电话这种小事都能考虑到，可见周总理的用心之细。
这六封家书不仅是一场爱的洗礼，更是一次思想的熏陶。它们告诉我们，语言是心灵的窗口，没有很好的语言表达方式，很难去打动人。周总理巧妙运用语言，永远保持恋人之间的新鲜感，保持住相互的魅力、吸引力。
反观现在，一些人对语言很不重视，不仅不能正确使用，还错误百出、索然无味。尤其在老两口之间，不讲方式、不注意语气、不讲究遣词造句，似乎一到一块过日子，那种温文尔雅就不需要了。这怎能使两颗相爱的心不受伤呢？我们应该像周总理这样，巧妙运用语言，让爱情之树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