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下旬，春风尚未吹绿大地，但文坛却因一封书信而暗流涌动。著名作家陈忠实提笔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何启治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了一个震撼的消息：《白鹿原》的创作已圆满完成，修改工作也即将收尾。他询问何启治，是直接将稿件寄往北京，还是出版社派人前来取稿。这封信，不仅标志着《白鹿原》这部文学巨著的诞生，更预示着一段传奇故事的开始。
回溯至二十年前，1973年，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北片编辑的何启治，在偶然间读到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被其才华深深吸引，随即向陈忠实发出了约稿邀请。十年后的1984年，何启治又在《当代》杂志第4期上编发了陈忠实的首个中篇小说《初夏》。自此，两人虽相隔千里，却心心相印，联系从未中断。
在等待出版社回复的漫长日子里，陈忠实并未闲着。他沉浸在《白鹿原》的修改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汗水。然而，对于这部作品的未来，他心中并无十足把握，甚至在给好友李下叔的信中流露出了一丝忧虑：“我还在乡下，长篇到最后的完善工作，尚需一些时日。编辑看后的情况尚难预料，我不乐观，所以也不急迫。”
此时，何启治已升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常务副主编。收到陈忠实的信后，他深知这部作品的重要性，立即将信件交给了副总编辑朱盛昌等人传阅。经过一番商讨，他们决定派遣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位编辑前往西安取稿，并特别提醒他们，对于这部作品，既不能轻易表态，也不能轻易否定。
3月下旬，高贤均和洪清波踏上了前往西安的旅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成都看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但顺路取回陈忠实的稿件也是重中之重。3月23日，当他们抵达西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覆盖了整个城市，积雪厚达一尺。
而此时的陈忠实，正面临着家庭与创作的双重压力。他的母亲贺小霞因血压升高而瘫痪在床，需要他的悉心照料。然而，得知高、洪二位编辑即将到来，他毅然决然地请来乡党照看母亲，自己则冒着风雪，步行七八里赶到远郊汽车站，搭乘头班车进城。
当高、洪二位走出车站时，陈忠实已等候多时。他将二人带到作协陕西分会招待所住下，安排好食宿后，又匆匆赶回原下老屋，一边修改书稿，一边照顾母亲。
在招待所的日子里，高、洪二位编辑并未闲着。他们翻阅了陈忠实留下的几本旧作，试图从中窥探这位作家的创作风格与思想深度。然而，对于那部神秘的长篇《白鹿原》，他们心中却充满了期待与忐忑。
第三天早晨，陈忠实提着近五十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手写稿，自己留的是复印件）赶往城里。在客人所住的房间里，他准备将这部凝聚了自己全部心血的作品交给两位编辑。那一刻，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甚至想说：“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但他最终还是咽下了这句话，因为他知道，出版社出书，只看作品的质量，不问其他。
接稿的是洪清波，他看着陈忠实将厚厚一摞稿件交给他，却又不松手，表情中透露出几分重要的交代。陈忠实只是在稿件上拍了几下，便完成了这个酝酿良久的交接仪式。
中午时分，陈忠实邀请二位编辑在家中吃午饭。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他无法在饭馆宴请客人，只能让夫人王翠英尽其所能，做了一顿头茬韭菜做馅的饺子。两位编辑连说饺子好吃，但多年后，洪清波却回忆说：“那天请我们吃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了。没印象说明老陈为接待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洪清波对陈忠实家的经济情况感受颇深。他回忆道：“一个副厅级的作协副主席，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我吃饭时只记得房间墙角里散乱堆了些空啤酒瓶，这是我看到老陈家唯一能与现代社会沾边的东西。”
尽管经济拮据，但陈忠实对《白鹿原》的热爱与执着却从未改变。这部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国文坛的一座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