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恢复，我有幸成为首批大学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踏入了南京大学数学系的殿堂。如今，我们已步入花甲、古稀之年，但那段读书时代的拼搏精神，依旧如影随形，为我们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同回顾我们南大数学系77级同学的奋斗历程。
1982年1月13日，是我们南京大学毕业离校前的最后一天。那一天，所有同学都收到了学校颁发的红色封面对折式毕业证书。证书上，校长匡亚明的大字签名格外醒目，它标志着我们在母校正式完成了四年本科学习，经学校审核合格，准予毕业。那一刻，新的时代悄然来临，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
在毕业之际，数学系向未继续深造的同学公布了毕业分配的去向。我班四十八名同学中，有七人属于“代培生”，他们回到了原先的单位待命（其中一人考取了研究生）。剩下的四十一人中，有十七位考上了研究生，继续在学术的道路上探索前行。而另外的二十四位同学，则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工作单位，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由于我们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高校教师队伍急需补充新鲜血液。因此，这二十四位同学中有九人留在了母校，继续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们是：李晓铭、张朝宓、冒荣、莫寄怡、徐万红、黄卫华、傅冬生、翟灿芳、魏木生。他们的留校，不仅为母校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后来的学子们树立了榜样。
另外的十五位同学中，有十人被充实到了南京的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如南京粮食学校（现南京财经大学）、南京自动化电力研究所等。他们各自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南京乃至全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贡献。还有两人被分配到了北京，分别进入了第一机械工业部计算中心和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两位无锡老三届的同学则回到了家乡的军工企业，继续为国家的国防事业贡献力量。而家距南京最远的普乐，则被分回了春城，落户到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他像孙悟空那样翻了一个筋斗，去了祖国的西南，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留校工作的同学中，冒荣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他一毕业就当了匡校长的秘书，这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文积累、四年大学严格的数学思维训练以及在校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位置上的实际锻炼。他成为了这个职务的不二人选，与匡校长共同规划并领导了百名专家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匡校长退居二线后，冒荣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在被提升为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两年后，离开了校办，担任了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所长。这时，他开始考虑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应该通向哪里。事实上，大学毕业前，他就曾经考虑过结合自己的文学爱好，将来从事数学史的研究。于是，他研读了一些经济学和数学史方面的书，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贝尔的科普巨著《数学大师：从芝诺到庞加莱》对冒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描绘了从古到今三十多位数学大师的杰作，写得妙趣横生，读之令人爱不释手。冒荣完全具有贝尔的人文素养及数学史的写作才华，但他最终选择了在更为广泛的教育科学领域耕耘。
九十年代，冒荣在职攻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是有名的茅家琦教授。他的博士论文专论“中国科学社”，这是1914年由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等所建立的民间学术团体。这部书我读完后深受启迪，不仅了解了这个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科学组织的历史，而且再次被老同学精湛的写作技艺和严密的逻辑思辨所折服。
冒荣还参与了一本精装厚书《南京大学史》的编著，该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推出。那年夏天，我回国探亲，与在宁的同学欢聚一堂。冒荣不仅热情地款待了我，而且让我分享了新书出版的喜悦。留下他墨迹“丁玖学友惠存。冒荣，1992.8.12”的这本大书，成了我那次回国后带回美国的宝贝，也为我后来有关中美教育比较的中文写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