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岩》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部描绘革命斗争的经典作品，不仅让读者们感受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与无畏，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掀起了一股阅读热潮。管理所特意购置了一批《红岩》，要求战犯们认真阅读，并撰写读后感，以期通过这一方式，促进战犯们的思想改造。
在众多战犯中，有一位人物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书中的头号大反派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军统要员，如今身陷囹圄，他的读后感自然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起初，徐远举向管理所的干部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一定会认真阅读《红岩》，并撰写一篇深刻的读后感，好好反省自己的罪恶。然而，当他真正翻开这本书时，却陷入了沉思，迟迟不肯动笔。
要知道，徐远举在管理所内一向以积极著称，无论是批判蒋家王朝的罪恶，还是揭露同僚的老底，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但这次，面对自己的“原型”角色，他却显得异常犹豫。
在功德林，文强与徐远举关系最为密切。作为徐的黄埔学长，文强一直被徐尊称为大哥。看到徐远举的困扰，管理所的干部指示文强去与他谈谈，希望能帮助他完成这篇读后感。
在文强的一再劝说下，徐远举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对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小说在描述历史事件时存在诸多不实之处。比如，重庆解放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的屠杀，小说将责任归咎于“徐鹏飞”，而实际上这是蒋氏和毛人凤下的命令；再比如，书中提到的“严醉”特务，大家都认为是沈醉的原型，但职务却与徐远举相符，他认为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
文强听后，觉得徐远举过于较真，小说毕竟是艺术作品，情节允许虚构。但徐远举却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既然管理所将小说作为改造工具，要求他们对照小说写认识体会，那么就不能不“对号入座”。他担心，如果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出来，会让人怀疑他的认罪态度；但如果硬着头皮说小说写得好，又等于承认自己是制造渣滓洞大屠杀的主谋，这个罪名他万万担不起。
徐远举，湖北大冶县人，自小被誉为神童，有过目不忘之能。他15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18岁时便脱离军界加入军统，成为戴笠、郑介民等人的得力助手。在同僚眼中，他是个狂徒、怪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情报界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抗战胜利后，徐远举的权势达到了高峰，成为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然而，随着南京政权的垮台，他也开始了四处逃窜的生活。最终，在卢汉起义后被擒获，先是被关在重庆，后于1956年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功德林，徐远举对新生充满了渴望，因此接受改造相当积极，悔罪态度诚恳。他尤其擅长揭发同僚的罪行，简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也让他在战犯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
在功德林战犯中，职务和军衔最高的要数曾经官拜四川主席、授上将军衔的王陵基。然而，这位历史罪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战犯，却因为一次“3·31”血案而备受诟病。当初下令开枪的是32军军长刘湘，而王陵基作为刘手下的师长，一直借此推卸责任。
不料，徐远举却毫不客气地写出了揭发短文，直截了当地说王陵基就是制造血案的刽子手。王陵基气得咬牙切齿，却也不敢当众反驳徐远举，只能在背地里暗骂。徐远举不依不饶，第二天便在墙报上贴出文章，不点名地说管理所的有些“同学”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的“泼妇骂街者”，劝他们“放老实些”，有理说理、有事说事。
徐远举的文章引起了众人的共鸣，那些改造态度积极的“同学”纷纷跟着写文章，集中火力揭露王陵基的历史罪行。最终，王陵基被批得大哭一场，彻底承认了当初的罪行。
据沈醉回忆，徐远举一口湖北方言曾闹出过不少笑话。一次，一个女干部来找他核实一些历史问题，并说和他谈完之后还要和另一人谈。当谈话结束后，徐远举站在窗口喊：“快点来，我已经搞完了，你快点来搞吧。”女干部当即面红耳赤，拍着桌子骂徐远举不老实。后来管理所的其他干部解释这是一场误会，湖北人习惯把做什么事情叫做“搞”，而其它很多地方则把男女之事称为“搞”。这段逸闻记录在沈醉的《狱中趣闻》中，当初曾是功德林里的笑谈。
据战犯管理所的管理员回忆，原本在1966年第六批战犯特赦时有徐远举的名字，但正是由于《红岩》小说影响太大，“徐鹏飞”恶名远扬，组织上出于种种考虑，才把他的名字从特赦名单中移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