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四字成语便多达约五万条，其中“管鲍之交”这一典故，广为人知且流传千古。管仲与鲍叔牙，两位春秋时期的杰出人物，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不仅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更成为了后世交友的典范。
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在得到齐桓公重用后，对鲍叔牙的推荐之恩、知人之明以及宽厚之心深感敬佩。两人合伙做生意时，管仲分财利多自取，鲍叔牙却体谅他的贫穷，不以为贪；共事时，管仲的主意未奏效，鲍叔牙也不认为他愚钝，而是理解他遭遇的不顺。管仲三次被罢官，鲍叔牙不认为他无才，而是知道他时运不济；打仗时屡战屡逃，鲍叔牙也不认为他是胆小鬼，而是知道他需要奉养老母。管仲辅佐的公子纠政坛失败，鲍叔牙更不认为他无耻，而是明白他有大抱负而不拘小节。
2002年，我因年过六十，被免除了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行政职务。在宣布会上，我满怀感激地发言，并援引了“管鲍之交”这一典故来表达对单位干部职工的宽容和支持。然而，在情感激动之时，我却将管仲说成了鲍叔，历史人物的关系被整个弄颠倒了。
这一错误在15年后被邹洪涛先生在《温州读书报》上订正，他称我的错误为“口误”，但归根结底还是我对传统文化的缺知少识。我深知自己学识上的不足，尤其是在古典文献方面。在中文系就读时，又赶上了“厚今薄古”的口号，使得我对古典文献的接触更加有限。比如清代的普及读物《古文观止》，我接触到的不过几十篇，且一知半解。因此，出现这样的“口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我借助工具书粗读了一遍《管子》一书，并有了些许感悟。《管子》一书虽偶有出自管仲本人的部分，但就全书而言应是管仲学派的集体著作。战国时代，《管子》几乎家喻户晓，但汉代以后逐渐湮没不彰。据说原书共有564篇，大多重复且有佚失，至今实存76篇。
1956年，郭沫若在闻一多、许维遹等人校释的基础上，完成了《管子集校》一书，并于当年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本虽存有争议，但无疑是一部超越前人的校本。我深感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管子及其著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孟，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庄，法家的代表人物是商鞅、韩非、李斯，而对管子的研究往往淹没于其中。
管仲生活在周室衰微、诸侯纷争的春秋前期，他的思想虽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实质上都是一种“牧民术”“驭民术”。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法家思想，都是以维护等级制为前提，百姓在他们心目中都是君主治理的对象。不过，他们把君主区分为明君与暴君：明君施仁政，暴君施苛政。
管仲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使君王、大臣、贵族、百姓都有法可循，但总目的当然是加强君主的威势。他的过人之处在于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为核心、“礼法并用”的治理模式。这在两千多年前是十分不容易的，因此管仲的学说不为当时的大臣、贵族所欢迎。
司马迁的《管晏列传》主要肯定了管仲在“任政相齐”后的三大贡献：一、“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二、提出实仓廪，知礼节；三、“知与之为取”，懂得“与”和“取”之间的辩证关系。齐国滨海，有发展经济的特殊地理环境。在《管子》一书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内容在谈经济。管仲深谙民心向背关系到社稷安全，因此提出了“以百姓为天”的口号，并调节贫富、改革税制、刺激消费、管理市场、反对房地产过度开发。他甚至用操控粮食的手段发动贸易战，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消灭了一些诸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