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当大多数人还在为生活奔波时，我，王景陶，一个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同伴交流、没有教科书参考、没有范文借鉴、更没有充裕时间的青年，仅凭一腔对文学的热爱，踏上了文学评论的征途。那时的我，面对的是繁忙的工作压力、清贫的家庭生活以及瘦弱的身体，但正是这些“五无五有”的窘迫条件，铸就了我坚韧不拔的品格。
在这条泥泞坎坷的小路上，我孤独地前行，在黑暗中摸索，于书海中流连，在白纸上探寻。165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以平均每天3万～4万字的阅读量，几乎读遍了所有能借到、买到的文学作品；以平均每天2千～3千字的写作量，在日记本上、白纸上留下了无数读书笔记和评论手稿。其中，仅徐州作家的作品，我就阅读了万余部（篇），并为310多名作家撰写了2000多篇、约230多万字的评论文章。
“没有对文学的热爱，就没有对文学的批评。”马塞尔·托尼茨基的这句话，道出了我文学评论之路的真谛。我对文学的热爱，始于四五岁那年，一本绘图精美的《小桃树》开启了我的文学心智之门。初中时，我便遍求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它们或让我热泪长流，或让我顿足长叹，或让我热血沸腾。读的书多了，我也养成了随手记笔记的习惯，这些读书笔记或长或短，或深或浅，都是我读书时的真实感受。
书籍不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们是我精神的营养品，心灵的慰藉，甚至是我生命的动力。我曾挨饿三天，用省下的伙食费去买《唐诗三百首》；我曾忍受严寒，用善良的人们为我做的一件御寒新棉袄，去换一部《中国文学史》。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
在文学评论的陌生领域里，我孜孜不倦地探索。一边自学文学理论，一边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一边记下自己偶感碎思。然后，我开始从肤浅到深刻、从短小到长篇、从狭窄到广阔、从读后感到理论批评，一字字、一行行、一篇篇地慢慢写下来。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我尝尽了文学写作的百般滋味。
其中，也曾因生活、工作或外人指责而有短暂停滞甚至退却，有畏难甚至放弃的念头。但寻找文学生命、尊重文学生命、彰显文学生命、守护文学生命的人生目标始终不变。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坎坷的人生之路，也照亮了我尽力攀登的文学评论山峰。
徐州是我的故乡，这里有我的父母家人、亲人、友人以及事业。我热爱它的每寸土地，亲近她怀中的每位乡亲。当《徐州矿工报》复刊时，它成了我每天必读的报纸之一。一天，我在其《煤海》副刊上看到一篇署名李其珠的微型小说《座位》，颇有新意，于是写了一篇500多字的短评寄到报社。两天后，这篇短评即在该报副刊登出。
不久，我因事到该报副刊部见到袁庆南主任。他听到我自报姓名后，亲切热情地接待了我。聊天中，袁老师指出：“你的评论写得不错，有自己的风格，徐州能写评论的人太少了，你可以往这方面发展。”这句话如醍醐灌顶，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我虽然偶尔也写些应景的散文、诗歌，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文学评论上，而且重点为徐州矿务局的一报（《徐州矿工报》）一刊（《热流》）和《彭城艺苑》《徐州日报》《都市晨报》上的徐州作家作品写。
毫不夸张地说，袁庆南老师是我文学评论写作的发掘者、指引者和扶持者。我永远感恩袁庆南老师！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也结识了众多徐州文学界的良师益友，他们的支持与鼓励，让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