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复仇》系列作品，包括《复仇》与《复仇（其二）》两篇，均创作于1924年12月20日，并一同发表在同年12月29日的《语丝》周刊第7期上。这两篇作品虽同属“复仇”母题，却各自讲述了截然不同的故事。《复仇》以一对男女持刀对峙于旷野，引来民众围观为背景，深刻揭示了看客文化的存在，这是鲁迅一贯批判的社会现象。
而《复仇（其二）》则另辟蹊径，以“耶稣受难”为题材，直接取材于《圣经》中的《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通过抒情与议论性的语言，深入描绘了耶稣受难时的现实困境与心理体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别样的复仇故事。
在《复仇（其二）》中，鲁迅并未简单复述《马可福音》中的情节，而是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于耶稣受难时的内心世界。耶稣为何复仇？向谁复仇？如何复仇？复仇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构成了文本的基本结构与内在逻辑。耶稣，作为一位具有神意的先知与觉醒者，以牺牲来爱世人，这种无私而纯洁的爱，在从神子到人子的身份转变中，显得尤为悲壮。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对路人的围观与戏弄，承受着痛楚与咒诅。然而，正是这种牺牲，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拯救。鲁迅巧妙地抓住了耶稣信心动摇的一瞬间，将其作为抒情的中心，通过疼痛与悲哀，以及悲痛到极点后的呐喊，打破了无声的麻木，展现了对上帝或命运的反抗，以及对平庸生命状态与蒙昧庸众的绝望反抗。
《复仇（其二）》与鲁迅的《药》一样，都在探讨一个老问题——国民性。觉醒者们为了麻木的民众而牺牲，但民众却根本不知道这牺牲为了谁，甚至将觉醒者的血当成“人血馒头”，以为可以治病。这种无知麻木、冷漠无情的国民性，是鲁迅笔下反复批判的对象。
鲁迅曾说：“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觉醒者与看客之间的悲剧关系。为什么我们的国民性这么难改？因为我们的命运从未真正改变过。
大革命之后，我们依然处于一个专制的社会，权力高度垄断于军阀之手，呈现出明显的垄断性、等级性、封闭性和排他性。这种权力结构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形成了明显的中心与周围关系。中心是权力来源，即君主或军阀，他们掌握着绝对权力；而周围则是层层任命的官吏们，他们的权力都源自于中心点，因此只需对权力中心点负责，而无需对民众负责。
这种封闭式的权力结构，导致了社会的等级森严与排他性。任何不忠诚的人都不可能被任命，从而形成了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下，民众饱受压迫、剥削和奴役，只能继续表现出很强的奴性，麻木不仁、冷漠无情地充当看客，匍匐于权力脚下。专制与国民性是相辅相成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性，什么样的国民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专制导致奴性，奴性成就专制，因此难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