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复仇”一词频繁出现，成为解读其思想的重要线索。即便在临终前不久的《女吊》一文中，鲁迅仍对女吊“讨替代”却遗忘复仇的境遇表达了痛惜之情。而在随笔《死》中，他更是留下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饶恕”，彰显了其决绝的复仇态度。
然而，鲁迅的复仇观并非简单的以牙还牙，而是蕴含着生命的飞扬与极致的大欢喜。它是一种不妥协、决绝的生活哲学，是对生命中卑微、琐碎、猥琐的超越，更是对大化流行和生生之道的无上礼赞。
在《杂感》中，鲁迅构想了一种无泪的死于自己制定的死刑的人，他拒绝一切为他哭泣和灭亡的行为，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得不到杀他之乐。这种复仇，是一种非对象化的自发自觉行为，它告别了神经衰弱幼稚病，活出了地上的超人哲学。
鲁迅的复仇观，不仅体现在对个人遭遇的反抗上，更体现在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批判。他针对的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中国的权势者，他们一面用自己的权力“损着别人的牙眼”，对无权无势者施加压迫，一点也不宽容；但一旦有人反抗，他们就高喊“宽容”，“反对报复”，不过是要剥夺别人的反抗权利而已。
以张扣扣为母复仇被判死刑一案为例，案件的复仇性质以及存在的暗箱操作可能，不断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一部分人倾向于从平等视角出发，强调弱者的无奈和无辜；另一部分人则突出自由的重要性，强调法律的尊严和底限。而鲁迅的复仇观，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
鲁迅认为，权势者若要讲“宽容”，必须自己先讲“宽容”。对那些正在一点也“不宽容”地迫害着自己的人，是无法讲“宽容”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理性看待该案件，维护反抗的权力，同时强调理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里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命题。他并不是反对“费厄泼赖”（以及相应的“宽容”“宽恕”之类），而是指出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他强调，首先要看清对手，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和它“费厄”也不迟。对于那些本性不改的落水狗，只能“痛打”，否则老实人是要吃亏的。
此外，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里，对梁实秋进行了回击。梁实秋曾控告左翼作家是共产党，和苏联勾结，这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三十年代，是要坐牢的。鲁迅回骂以“资本家走狗”，话虽难听，但不会置人于牢狱。这体现了鲁迅在维护受压迫者反抗权利的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鲁迅并不一般地鼓励暴力反抗，尤其是“殃及无辜”的暴力，他称之为“卑劣”的反抗。他提醒“点火的青年”，在引起群众的“公愤”之余，也要注入“明白的理性”。他再三强调，“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的。他还警告说：“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
然而，鲁迅也要维护受压迫者暴力反抗的权利。当面临统治者直接的暴力压迫时，被压迫者应该有被迫采用暴力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是不能笼统地否定革命的。法国的《人权宣言》里，就把“革命”也视为一种人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滥杀无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