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研究的浩瀚海洋中，《金瓶梅》的成书性质——究竟属于改编还是独创，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这场争论，不仅因双方都有坚实的支撑依据而难以统一，更因问题悬而未决，为后续研究带来了新的分歧与挑战。《金瓶梅》的成书之谜，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无数文学研究者投身其中，探寻真相。
改编与独创，这两个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概念，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三国演义》中蕴含着大量独创内容，而《红楼梦》亦不乏改编的痕迹。这种模糊性，使得判断对象往往处于两个端点之间的序列，难以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确判断。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正是由改编迈向独创的渐进过程，而《金瓶梅》恰好位于这一历程的中间地带，这无疑加剧了争论的激烈程度，也使得结果始终难以尘埃落定。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金瓶梅》为文人独创的认定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明清时期，王世贞著书说广为流传，但鲁迅、郑振铎等学者均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尽管《金瓶梅》具有非凡的艺术成就，但作者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葛遵礼、容肇祖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王世贞著书说缺乏确证，难以成立。
稍后的学者如陆侃如、杨荫深、赵景深等，均对王世贞著书说持否定态度。他们通过分析王世贞的家世、书中语言运用等方面，认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然而，这些论述的前提都是承认《金瓶梅》为文人独创，只是作者不详而已。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金瓶梅》的成书性质，但并未能彻底解开作者之谜。
在独创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徐大风在《金瓶梅作者是谁》一文中提出了改编说。他认为，《金瓶梅》并非通过一个作家之手写成，而是社会上的集体写作成果。徐大风指出，小说的成因往往有两个原则：一是作者想像的故事，二是已有事实作者的描述。而《金瓶梅》则是采取《水浒传》中一段故事加以扩大描写而成功的，这种扩大描写先由民间社会而起，后由许多无名作家集体完成。
徐大风的观点，虽然缺乏相应的考辨依据，但明言只是依据“历史上社会性的实际趋势”所作的推想，却为《金瓶梅》的成书性质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八年后，《光明日报》发表潘开沛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再次否定长久以来人们信从的《金瓶梅》为文人独创的说法，认为它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
面对改编说的提出，徐梦湘先生进行了反驳。他先将潘开沛的论据归纳为五条，包括书中处处有说书人的语词、引了许多词曲快板、内容的缺点及回目的参差、从结构故事和技巧来看原编撰的目的等。徐梦湘先生的反驳，虽然未能完全推翻改编说，但却为学术争议的深化与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这场学术争议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改编说还是独创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改编说强调了《金瓶梅》成书过程中的集体性和社会性，而独创说则突出了作者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目的。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和学术观点的多样性，这场争论至今仍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尽管如此，这场学术争议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文学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模糊概念，辨析概念属性，明确排中律使用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许多无谓的争论，推动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