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文献”，这一话题自诞生以来便饱受关注与争议。自胡适于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起，“红学”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文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与索隐派的“猜谜”式研究不同，胡适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红楼梦》的作者、续书、版本及本事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辨，其著作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为后人提供了思想学问的方法论。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则以更为宏大的篇幅，尝试全面挖掘相关文献，以解决《红楼梦》文献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他通过《什么是红学》等一系列论文，构建了独特的“红学四柱”理论体系，即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为红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然而，相较于一般性的小说文献研究，“新红学”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优长与缺失并存的“俱分进化”现象。对文献系统的深入挖掘与对特殊信息的推理猜测往往交织在一起，导致红学界对周汝昌等学者的学术观点毁誉参半，难以形成共识。文史学界对红学研究中的某些特殊现象也往往持谨慎态度，难以依据学术史和文献学的根本逻辑进行细致研判。
以欧阳健的《还原脂砚斋》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提出的“脂伪说”，虽未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也未得到全面清理，使得相关学术议题更加扑朔迷离。事实上，如果摒弃偏见，我们应正视《红楼梦》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红学研究的必要性和提升研究质量的紧迫性。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文献的发展，黄一农先生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和《红楼梦外：曹雪芹〈画册〉与〈废艺斋集稿〉新证》等著述，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这些著作基于“正确的知识与谨严的推理”，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红学史公案进行“e考据”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导和“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从研究方法层面看，“e考据”为研究者迅速进入学术疑难议题提供了便利，并在数字环境下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考辨结论层面看，这些研究在建构曹雪芹交游网络等方面取得了大量进展，使研究者能够更加贴近曹雪芹所处的历史世界。黄先生的几部著作问世后，重启了诸多红学问题的讨论，为《红楼梦》研究者提振了信心。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北京大学高树伟的《红楼梦靖藏本辨伪》无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以38万字的篇幅，系统讨论了红学史上的一桩独特公案——所谓“靖藏本”的有无、真伪。1964年，毛国瑶将150条“靖批”寄给俞平伯等著名红学家，声称其来自于靖应鹍家旧藏的脂评本《红楼梦》，从此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红学世界”。
这部没有留下实物、甚至除“发现者”外无人见过的抄本，为何会令诸多红学家信以为真，并将150条批语视为决定性的文献依据？这样的认知模式、论证方法和具体观点又如何影响着近六十年的红学发展？高树伟通过解决“靖本真伪”这一文献公案，重新清理了红学史的特殊发展形态，并对红学文献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
作者在文献层面对靖本的辨伪工作已见于刊发的单篇论文，但只有通过专著这一厚重形式，才能系统呈现出作者的红学文献观念，并据此来思考“靖本辨伪”这一学术史事件的诸多本质问题。只有这样，“靖本事件”才不仅仅是一个文献争议个案，而是成为推动红学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契机。
尽管本书完成了极高水平的史料挖掘工作，但“靖本辨伪”这一观点本身及其得出观点的方法，在熟悉文献学的研究者眼中，很多内容实属不言而喻。在此基础上开启重新系统讨论检核红学文献的“潘多拉魔盒”，才是本书的真正意义所在。重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尝试寻找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当下研治红学的要务。
《红楼梦靖藏本辨伪》由正文六章及两个附录组成，其中第一章“《红楼梦》靖藏本述略”和第二章“《红楼梦》靖藏本辨伪”可看作是本书成立的基础。通过将今存毛国瑶手抄的150条批语与1958年版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对勘，可发现典型的“连结性讹误”，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