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仅有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再无第五个。而这四大文化体系交汇之地，唯中国的敦煌与新疆地区独有。”语言学家、国学家季羡林曾在论文中如此写道。敦煌，这座承载着千年文化积淀的城市，其地位不言而喻。而莫高窟，更是敦煌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闪耀着无尽的光芒。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敦煌这座文化中心，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又显得异常脆弱。莫高窟，这座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的艺术宝库，也曾经历过风雨飘摇的岁月。
作家余秋雨对王道士充满了愤恨与谴责，他在作品中痛斥：“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在余秋雨的笔下，王道士成为了敦煌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
然而，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中，王道士却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心目中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样的描述，让人不禁对王道士产生了新的认识。
王道士的故事已成为过去，但敦煌的守护之路并未因此中断。在王道士之后，常书鸿、段文杰等人继续为敦煌文化的传承而努力。而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主角——樊锦诗。
樊锦诗，这位家中备受宠爱的江南闺秀，风华正茂的北大高材生，却因为对敦煌、对莫高窟的热爱与珍爱，将五十七个春夏秋冬奉献给了这片土地。她的一生，或许可以轻易数出几个十年，但她却将一个五十七年完整地奉献给了莫高窟的七百三十五座洞窟。
“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够安下来。”樊锦诗曾这样说道。为了守护好莫高窟，她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对家庭、孩子甚至是自己都有无限愧疚，却唯独没有怠慢过莫高窟。《朗读者》节目称赞她：“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在大漠深处，爬进黑黢黢的洞窟，一待就是五十多年。”
可以说，没有樊锦诗，就没有今天人们看到的莫高窟。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守护与奉献。对于莫高窟的保护，或许在若干年后再回望，仍会有不尽善尽美之处；但对于樊锦诗，她的贡献与付出，却早已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誉。
她做得不仅仅是很好，简直不能够再好了！樊锦诗，这位敦煌的守护者，用她的五十七年，书写了一段传奇。她的故事，将永远镌刻在敦煌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后人敬仰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