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浏览今日头条时，我偶然间发现了一篇引人深思的帖子——《“弱者活该被欺负”：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何一定是错的？》。作者的观点我深表赞同，但认为其探讨尚显浅薄，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因此，我决定就这一话题，发表一些更为深入的个人见解。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则强行套用到人类社会的理论，其本质不过是“慕强”心态的一种学术包装。所谓“慕强”，表面上是对强者的崇拜，实则是对弱者的欺凌与忽视，是欺软怕硬、势利眼的另一种表现，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奴性的体现。这种心态，在历史的长河中屡见不鲜，却从未真正得到过正面的评价。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着“慕强”的传统。从尧舜周公到秦皇汉武，从唐宗宋祖到当代的马云，强者的光环总是那么耀眼。然而，这种光环的背后，却隐藏着对弱者的无情碾压。马云在得势之前，曾被人视为骗子，四处碰壁；而一旦得势，他的话语便成了真理，全国人民竞相追捧。这种反差，正是“慕强”心态的生动写照。
更令人深思的是，当强者一旦沦为弱者，便会遭到墙倒众人推的命运。四人帮倒台后，全国8亿人一起控诉其罪行，但其中又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无辜者？又有多少人曾在文革期间，像张志新那样勇敢地反抗强权？如果当时的中国有千万个张志新，造反派和四人帮或许就不会那么嚣张，文革也不至于持续十年之久。
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张将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但这一逻辑并非外来品。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着“成王败寇”的传统，这一逻辑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稍有不同的是，“成王败寇”只认结果，不讲任何法则。无论手段多么卑劣，只要夺取了最高权力，便是成功者，便是强者。
在这种逻辑下，失败者连弱者都不是，而是大逆不道，必须诛杀九族。这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义道德背道而驰。然而，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思想往往只是表面上的主导思想，实际上，丛林法则才是真正的潜规则。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慕强”对象，是否真的是强者？改革过程中的倒霉蛋，是否真的是弱者？即便他们真的是弱者，我们是否应该说他们活该倒霉？在肮脏龌龊的环境中，蛆虫的适应生存能力最强，但这并不意味着蛆虫就是强者。
以比尔·盖茨为例，他的成功固然离不开努力，但运气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出生在1955年，恰好赶上了个人电脑的第一波浪潮；他上的私立高中提供了当时全美国唯一一个给学生提供免费的、无限的、能够即时看到运算结果的计算机终端；他退学创业时，正赶上IBM需要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这些偶然因素，共同构成了他成功的基石。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像他这样的工作狂和天才少年很多，但成功的却只有一个。
因此，我们在评价强者时，应该更加客观和全面。不要只看到他们的成功和光环，而忽视了他们背后的运气和偶然因素。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弱者的困境和付出，不要轻易地说他们活该倒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