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5年，我便在《书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少年成长与学术姿态——读陈思和的〈1966—1970暗淡岁月〉》的文章，该文后来还被收入了《陈思和文集》。《1966—1970暗淡岁月》作为陈思和的人生自传，详细描绘了他在特殊年代中的十年人生历程。那时的他，尚未踏上学术之路，因此我的文章主要聚焦于他的成长经历，并从“后视”的角度简要提及了他的学术贡献。
然而，当我再次翻阅陈思和的新作《从广场到岗位》时，我深感这本书在学术维度上与《1966—1970暗淡岁月》形成了完美的接续。与前者不同，这次陈思和将重点转向了学术与思想的内在反思与回顾，展现了他作为学者的深厚底蕴与独特视角。
陈思和在《从广场到岗位·开场白》中明确表示，他计划将“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创新”系列（共六本）打造成一种理论形态的回忆录。尽管目前这一系列仅推出了第一本《从广场到岗位》，但陈思和在学术与思想上的脉络起点却早已显现。
从他的早期著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到《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2002年版），以及一系列单篇论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陈思和学术思想的逐渐闪现、成形、深入与系统化。1988年，他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1993—1994年又参与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些都内隐着陈思和个人创新意味的学术特点，可视为其“理论形态回忆录”的“前史”。
陈思和的学术之路始于“巴金研究”，后来胡风也成为他学术关注的重要对象。从“巴金研究”和“胡风研究”踏上文学研究之路，无疑受到了贾植芳的深刻影响。而侧重从安那其主义维度研究巴金，关注文学“另类”胡风，则彰显了陈思和文学研究的“非主流性”。
这种“非主流性”追求，体现了陈思和走出历史惯性和思维窠臼、另开新局的自觉意识，其根底正是创新意识。在后来的文学史建构和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比较文学/当代文学研究中，陈思和的这种“创新意识”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并非在旧有“轨道”上进行修修补补，而是自行开辟、创立新的“轨道”，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但鲜有学者能提出自己的独创概念和理论。然而，陈思和却一人提出了众多他独创的“关键词”，如“民间”、“广场”与“岗位”、“共名”和“无名”、“潜在写作”、“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世界性因素”等。
这些“关键词”在我看来，是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叙述话语”的突破和挑战，是陈思和从“话语”层面新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话语实践。他通过文学载体构建话语平台，以话语平台撰写文学历史，凭文学历史展开思想轨迹，并在此过程中传扬自己的主体立场、学术见地、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
“话语”（Discourse）作为术语始于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后来成为语言研究的重要概念。它源自拉丁文discursus，古语意为“讲话”或“谈话”。福柯的广泛使用和所指扩张使得“话语”这一术语广为人知。在福柯那里，“话语”既是一个符号语言，更是一种与话语实践相结合的动态的总体。
福柯强调要“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即话语不仅是由符号构成的，更是构建它们所讲述对象的实践活动。从福柯对“话语”的复杂言说中不难看出，“话语”是个“系统”，是个“机制”，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由于“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因此“话语”的建构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就是“权力”的体现。回到陈思和的《从广场到岗位》，他所提及的“民间”“广场”“岗位”等“关键词”/“话语”，其意涵已不限于文字自身的“符号语言”，而是与话语实践相结合的动态的总体，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