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总是以现实生活为坐标来衡量和观察历史。历史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其时代性具体表现在对历史的阐释和建构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上。
历史学的阐释与建构不仅受时代需要、时代思潮与认知体系的左右，同时，这些历史的阐释与建构又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观念、行为与认知体系。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使得历史学成为了一门充满活力与变化的学科。考古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它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潮紧密相连，对考古材料的阐述折射出当时的政治取向和社会价值观，进而影响到考古学的实践与发展。
确定自己的研究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弗尔曾指出：“提出问题是所有历史研究的开始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历史。”这一观点强调了问题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也曾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时代的问题需要历史学家予以回应，并提供历史借鉴。
史家选择关注的主题与问题，既受到个人价值判断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环境和时代认知的制约。史学问题往往是对时代问题直接的或间接的反映与回应。从专制王朝的帝王将相史，到中世纪的神学历史，再到近代社会的民族国家史，以及进化论思想下的人类起源、农业起源等研究，无不体现了时代问题在历史学上的反映。例如，1949年后的马列主义史学，以及当代严重的环境问题与新考古学的生态影响论和环境史的兴起，都是时代问题和主题在历史学上的直接体现。
历史研究与陈述离不开概念，而概念及概念的内涵往往具有特定的时代性。概念的演变反映了时代观念和认知的变化。每个时代都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史家们正是用这套概念体系去阐释、建构历史，做出自己的历史陈述。
克罗齐曾指出，古代历史编篡学适合于古人关于国家、宗教、伦理以及整个现实界的概念；中世纪的历史编篡学则适合基督教的神学和伦理学；而19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的历史编篡学，则分别适合于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哲学，以及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这种概念的演变，不仅揭示了历史学与时代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近年来兴起的概念史研究，更是专门对概念及其内涵的出现、演变及其与时代背景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考察流行于近现代中国的关键词，如科学、民主、权利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或体现的观念如何起源、演变，乃至最后的整合与结果。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今概念的异同及其内涵的演变，也提醒我们注意到古今有些概念词同未必意同，必须关注它们彼此之间的内涵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