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这位文坛巨匠，在谈及自己最为满意的作品时，出乎众人意料地选择了《职业》，而非广为人知的《受戒》或《大淖记事》。然而，若要深入剖析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迁，《异秉》无疑是一个更为贴切的切入点。相较于短小精悍的《职业》，《异秉》在篇幅、结构、语言及风格上均展现出更为鲜明的变化，堪称汪曾祺自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创作探索的生动写照。
汪曾祺曾在1989年的访谈中坦言：“我重拾了四十年代所追求的创作道路，即八十年代前后的创作与四十年代紧密相连。”这种“衔接”的最好例证，便是对四十年代作品的改写与重写。诸如《复仇》、《鸡鸭名家》、《职业》等作品，前后两版间虽存大量异文，但主体结构依旧稳固。而《异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与其他几部作品一样，都描绘了汪曾祺最为熟悉且怀念的高邮生活，但前后版本的写作风格变化之大，在汪曾祺“衔接”1940年代作品中堪称翘楚。
从1941年至1980年，汪曾祺对《异秉》这一题材进行了三次创作。首次创作名为《灯下》，当时汪曾祺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第二次则发表于1948年（本文依据发表时间，称之为“1948年版”），标题定为《异秉》；第三次则是在1980年，汪曾祺刚重拾小说之笔，其笔下流出的首篇小说，既非震惊文坛的《受戒》，也非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而是这篇旧作重写的《异秉》。
这三次创作，不仅见证了汪曾祺文学风格的成熟与演变，更凸显了他对高邮生活的深厚情感与独特理解。每一次重写，都是对过往创作的一次回顾与超越，也是对自我文学追求的一次深化与拓展。
汪曾祺的文学之路，是在沈从文的引领下开启的。1937年，因日军占领江南，汪曾祺在家闲居，身边的新文学书籍寥寥无几，唯有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与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陪伴左右。这两本书，不仅成了他反复品读的珍宝，更塑造了他对文学、对小说的独特认知。
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汪曾祺更是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开设的三门选修课：“中国小说史”、“创作实习”、“各体文习作”，以及全校通选课“大一国文”的部分讲授，都让汪曾祺受益匪浅。尤其是沈从文的创作理念与教学方法，更是深深烙印在汪曾祺的心中。
沈从文强调“要贴到人物写”，这一创作理念在汪曾祺的早期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沈从文上课方式独特，毫无系统，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只是每周让学生写一篇习作，并在第二周上课时针对学生的习作进行点评。这种教学方式，让汪曾祺等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成长。
沈从文将《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的空气》等题目习作称为“车零件”，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汪曾祺对此深表赞同，他自己早期的作品也大多是“车零件”，不追求鸿篇巨制，甚至不是完整的故事。这种创作方式，不仅锻炼了汪曾祺的基本功，更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