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日的清冷寂寞中，我驾车从湖西天长出发，一路驶向湖东高邮。那日的天空格外高远，车子很快便驶出了县城，踏上了乡村道路。没过多久，我便完全沉浸在了高邮湖区低洼水荡中的土路上。四周河汊交错，大片的芦苇高过人头，一丛丛如同箭矢般挺立。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汪曾祺在《受戒》结尾的描述：“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对于高邮，这已不是我的首次造访。每次前来，我总喜欢在街上漫步，大运河边驻足，或是文游台汪曾祺纪念馆的石阶上小坐。我从未想过要去打扰任何人，因为在我看来，那只会让自己也感到拘束和疲惫。其实，我对湖东的汪曾祺，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从最初学习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法，到后来迷恋上他的人格和风采，再到写出《忆•读汪曾祺》这本书，我深知自己并未真正读懂汪曾祺。但我的确走了捷径，从抄写他的《晚饭花集》，到在鲁迅文学院结识他，一切似乎都那么自然，那么顺利。
汪曾祺对我和另一位青年总是客客气气，他曾说过：“你们两个人身上没有什么俗气。”这是对我们最高的评价。我也曾给他两篇小说，希望他能写几句话，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但并未如愿。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刚听说了一个关于汪曾祺和文学青年的故事。
据说，有个文学青年在某个场合认识了汪曾祺，不久便到汪宅拜访。这个青年痴迷得有点癫狂，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他竟然住到了汪宅。汪宅不大，他心甘情愿睡地下室，一住就是多日。每天大早，他就举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汪曾祺还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
然而，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作品写得实在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叫汪曾祺看。汪曾祺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现。”最终，汪曾祺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汪曾祺打开门，堵在门口，说出了三条：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允许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场面一定很尴尬，但我听到这个故事时，却感到了一种惊悚，也出了一身冷汗。
15年过去了，今天回忆起那时到汪曾祺家的那些快乐时光，我更加庆幸自己的无知和年少时的无畏。汪曾祺是不随和的，我们多数时候都误读了这位老人。以为他做做菜、画画画、喝喝酒就好说话了，其实他是不随意附和别人的，他不会敷衍和应付。
这从他的文学观就能看出。他在1986年为《自选集》写的自序中说：“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我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创作被看着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导致创作缺乏个性。”其实，这个观点不仅仅是他六十岁后的认识，他二十七岁在上海写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中，就庄严地宣布了“要在一样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之中，为自己的篇什觅一个位置”。之后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创作的个性”。
不久前，扬州的杜海公布了汪曾祺一篇极短的逸文《说“怪”》，此篇也是他读了杜海给他看的习作之后写的读后感。他在文中希望家乡的文学青年，“要充分表现个性，别出心裁”，“能够继承扬州八怪的传统，尽量和别人不一样”。
汪曾祺是对故乡最充满深情的一位作家，他笔下的作品大部分是描写故乡的。然而，有一个现象学界一直没有注意过：汪曾祺十九岁离乡，直到六十一岁才第一次回乡。他为什么四十多年不回故乡？是千山万水、旅途阻隔？还是没时间、没旅费？都不像。而他却通过笔下的文字，一次次抵达（回到）故乡。故乡的风物、人情、吃食以及街衢巷里、三教九流，都在他的笔下得以复活。陆长庚、王二、小英子、明子……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是有一个真实的高邮人存在的。或许他们已经故去，但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