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随后辗转昆明、上海，最终定居北京，期间还在张家口沙岭子度过了四个春秋。”（《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每当翻阅汪曾祺的文字，我总不禁想起自己那段远离故乡的时光。转眼间，已有五年多未曾踏足那片熟悉的土地，而明年，我便将迎来二十岁的生日（尽管家人总说，出生即算一岁，过年便已二十二）。
高中时期，同桌教我唱起校歌，“质文竞进，似秦淮江水交流，钟山秀耸”，我则自豪地回应：“我们校歌可是汪曾祺写的，‘国士秦郎此故乡，湖山钟人杰’。”那时的我，还未曾读到“质文竞进”的作词者柳诒徵先生，却已因汪曾祺的作品而成为了同学们眼中的“新同学”，随时准备着解释那些高邮特有的词汇——“茨菇嘴子”、“吕蒿薹子”、“熏烧摊子”。
我的汪曾祺之旅，始于一本由高邮人编纂的《梦故乡》。小升初那年暑假，为了写游盂城驿的观后感，我父亲抱来一堆高邮文联出版的小册子。第二天，我悄悄将它们归还，只留下一本《梦故乡》，藏在书橱一层的右下角，木门恰好遮住了它的身影。那时的我，读后感并非“乡土文学”或“美食作家”，而是“怎么什么都敢写”。
高中时，我成了班里的“汪曾祺解释者”，却也最怕有人问及“小嬢嬢”、“薛大娘”、“鹿井丹泉”这些深奥的词汇。幸运的是，从未有人问起。父亲总在我写作文时，恰巧“喝了一点小酒”，然后抱来一堆“你早该看看”的书，塞满我的书架。母亲则总是喊：“不要敷衍！”因为她知道，一旦书架空出，父亲便会买更多的书，直到书架不堪重负。
父亲曾专门送我一本《汪曾祺自选集》，母亲一眼看穿：“就是换个理由腾书柜。”父亲第一次说：“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写作文得了奖，这本《自选集》是奖品。”第二次补充：“是一版一印，印数很少哦。”第三次追加：“孔夫子网上有人出高价买，买不到。我才不卖。”母亲扫地到他脚下，笑道：“等我来卖。”
我从未猜透父亲送书的用意，也不喜欢写作文，更不愿翻阅那本怕弄脏的《自选集》。不喜欢写作文，主要因为父亲编过《晚饭花》，那是我们初中的校刊。阳台上时常堆满一麻袋他遗弃的废稿，我很高兴把它们卖掉，换来“钱兔”的口粮。老师第一次让我打印作文时，母亲很开心，因为构思是我在她电动车后座商量出来的。不幸的是，这篇作文很快夹在一摞稿子里，放上了父亲的书桌，评语是：“书读到皮里去了，节奏都不懂。”我默默回到房间，在校刊封底打起数学草稿，那里只印着汪曾祺的一段语录：“……它是几乎不用种的。随便丢几粒种籽到土里，它就会赫然地长出了一大丛……”
高中时学到《葡萄月令》，我才真正感受到“节奏真好”。那时，我在南京读高中，父亲在高邮上班，我们之间的距离仿佛也拉远了。但每当读到汪曾祺的文字，我总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与共鸣。
大学前的暑假，我带要好的姑娘回家，品尝蒲包肉、盐水鹅、草炉烧饼和阳春面。姑娘崇拜母亲的厨艺，昂刺鱼汤一喝就是一大碗。逛过高邮城，她眼睛发光地说：“真有竺家巷、傅公桥啊。”然后开始跟我父亲聊起汪曾祺。我和妈妈把鱼刺吐在父亲专为“等鱼卡”编的小报副刊版上，一边回忆起小时候在傅公桥“戳兔子灯”的趣事。“哎，傅公桥大变样了。”大运河、大淖河、傅公桥都经历了改造，我家和高邮城一起搬到了自行车骑不到高邮湖的东边。
北京的中关村和五道口有个“邮子群”，我们谈起咸鸭蛋外交，自我介绍时总会被接一句“出鸭蛋”。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出鸭蛋”之后，我还会自豪地说：“还出秦少游、‘二王’、汪曾祺呢。”
“邮子”们约饭时，见面说的都是后鼻音很像样的普通话了。而我，曾经在普通话和说了十四年的方言之间不知所措。读到汪老离家几十年还能写“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咭咭呱呱”，我感到无比的安慰。过多少年，高邮孩子聚到一起，大概还是“甩吃”，吃到“饱透透”。有长在大城市的好朋友，近来忧虑地从电影《你的名字》里看出了“现代性”，而我，却更怀念那片充满温情与记忆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