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学的历史长河中，神秘主义的谶纬倾向无疑是一股独特的潮流。这股潮流，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官学一统的产物。儒家所传承的典籍，源自先代的“王官之学”，与《论语》《孟子》等私家著述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实质上是“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差异。
《论》《孟》等经典之所以后来升格为经，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据《汉书》记载，窦太后偏爱《老子》，曾以此询问儒生辕固。辕固直言不讳，称《老子》为“家人言”，即私家著述，无法与儒家传承的先代王官之学相提并论。此言一出，惹得太后大怒，辕固因此被关入野猪圈。这一事件，无疑凸显了“王官学”与“百家言”之间的鸿沟。
汉武帝独尊儒术，实则独尊先代王官学，这一决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些不在官学典籍之列的著述，尤其是新著，从此难以获得人们的重视。这一问题的余波，甚至一直延续到清代，经学与子学之间的地位差异如同云泥之别。
在先秦时期，老、庄、杨、墨等诸子百家均可立一家之言。然而，自汉代独尊儒术后，历代的顶尖思想家几乎都要依附于儒家那寥寥几部经典之上。汉代的谶纬风气，正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古怪开端。官学典籍既已确定，人们的创造力又无法被真正遏制，于是，附会经典、自称为古代圣人之作的风气应运而生。这些新书在书名和内容上与经典挂上关系，成为与经书相对应的纬书。
为了证明自家的正统身份，纬书作者常常在书中引用上天的启示、圣人的预言。神秘主义在那个时代蔚然成风，甚至官方都要求以谶纬之说阐释五经。即便像董仲舒这样的正统今文宗师，身上也透露出不少神秘色彩。他的《春秋繁露》中，儒学与方技的成分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
谶纬预言之类的东西古已有之，但当初只是诸子百家各自的一家之言，影响力有限。然而，在汉朝，谶纬却附身于经学之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于是，谶纬与儒家合流，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孔子的身世开始变得异于常人，据纬书《春秋演孔图》记载，孔子的母亲在野外梦中遇到黑帝的使者，并被告知将在空桑之中生下一个儿子。这一传说不仅赋予了孔子非凡的身世，还使得空桑之地因孔子的出生而声名大噪。
孔子的生父从人间的叔梁纥变作了天上的黑帝，这一转变使得孔子成为了玄圣。圣人到底是父母所生，还是感天而生，成为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辩题。许慎和郑玄就为此打过笔墨官司。然而，这个空桑的传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了叔梁纥和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的故事。
这一“野合”出身，直到现在还引发着诸多争议。有人认为这个难听的词语用在孔子身上，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大有渎神一般的罪过。然而，殊不知野合本是周代的正当风俗，丝毫没有伤风败俗的意味。在汉人那里，这个新版本的野合不但不是渎神，反而是在造神。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对这一古老风俗大感隔膜，于是辗转弥合，把“野合”解释成叔梁纥老夫少妻，不合礼数。这一解释虽然“为贤者讳”，却大大符合了公羊学的传统。
在神秘主义潮流之下，孔子既是黑帝之子，便称玄圣。这一身份把孔子纳入了五德终始的轮回系统里，成就了他受命于天的素王形象。而在世俗的一面，经学的神学化也给儒家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分神圣的使命感。所谓天、地、君、亲、师，其中君与师都是得自于天的，道统和君统一样有着神圣的源头。
董仲舒、何休等儒家大师便都是乘着这一传统而来的。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董、何各为两汉大师，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却颇为不同。王应麟谈到公羊学术，对董仲舒的“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两句话深得孔子心法表示赞赏。而苏轼、晁说之等人则对何休颇有微词，认为他私自发明了许多名目，并非《公羊传》里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