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的学术探讨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议题浮出水面——近世中国的丧乱纪事，尤其是鲁迅与周作人这两位文学巨匠的阅读史交集。他们不仅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动荡，以及清末太平天国之乱有着深入的研究，更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折射出自身深层的幽暗意识。
周氏兄弟笔下的“长毛”故事，不仅承载着家族的隐痛，更透露出对历史恐怖的深刻感受。这种“故鬼重来”的恐惧，让他们从历史的缝隙中窥见了人性的阴暗面，也映照出附着在活人身上的死魂灵。他们的这种特殊嗜好，无疑是对自身思想深层幽暗意识的一种折射。
如何克服历史的恐怖，成为东西方文明共同面临的难题。对于普通人而言，或许可以通过非理性的方式逃避这种恐惧，但对于启蒙者来说，历史却像是一本不安之书，是他们试图从中醒来的噩梦。理性，这个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在面对历史的恐怖时，却显得如此无力，甚至可能加深启蒙者的忧惧。
18世纪的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用他的铜蚀版画《理性的沉睡催生恶魔》揭示了这一主题。画中，一人伏案而睡，猫头鹰、蝙蝠等象征非理性的恶魔在他身后盘旋，暗示着当理性陷入沉睡，非理性的恶魔便会从人的无意识中浮现。美国历史学家特奥菲洛·鲁伊斯则从中世纪人的心态史入手，指出西方文明的演进是理性与非理性持续对话的结果，即便在现代社会，这种拉锯战仍在继续。
在“五四”一代启蒙者中，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对历史的晦暗面有着最深的洞察。他们的思想与文字中，理性和非理性搏斗的痕迹清晰可见，这似乎印证了戈雅那幅画的主题：理性之梦召唤出恶魔。当先觉者俯身凝视历史的深渊，鸱鸮的飞鸣便在耳边萦绕不去，他们被历史的不安牢牢俘获。
1922年，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组短篇小说，总题为《夏夜梦》。这组作品，虽然周作人并不以小说创作见长，但其中的《夏夜梦》和《真的疯人日记》却可视为披着小说外衣的社会批评，尤其是《夏夜梦》，其写法和鲁迅《野草》中的某些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夏夜梦》的文体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带有历史寓言的意味。周作人选择小说而非散文的形式，借荒诞的梦境诉说那些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从而对社会现实展开更激进的批判。这部作品包含着周作人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图像，以梦的形式倒映出现代中国地基下的历史深渊。
对周氏兄弟而言，思想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让在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从历史的梦魇中醒来。群的觉醒不同于“个”的觉醒，先觉者只能以“梦游者”的姿态重返历史的梦魇，对昏睡的国民进行精神疗治。醒来的我们回想起梦境，并把它幽灵般的能量带入“白日的光明之中”，这样，清醒就通过梦来巩固自身，“洞见的稀罕光束”就照亮现在的多层深度。
在唤醒其自身的历史共鸣的过程中，现在汇聚为一个抉择的时刻，通过这一植根于过去的时刻，现在为未来奠基。梦与醒的辩证法，不仅支撑起《夏夜梦》的创作，也深深影响了鲁迅《野草》的写作。周氏兄弟一面固守启蒙者的思想立场，同时又意识到非但民众连自身都难以挣脱历史的梦魇。
周作人在《夏夜梦》的序言中，借用佛门术语将梦分为四种，称自己记述的只是“四大不和梦”的一种，即“乱梦颠倒”。在这里，“梦”成为一种颠倒的表现装置，映照出现实世界的倒影。梦的世界充斥着轻与重、大与小的价值颠倒，掩盖着作者的精神创痛。而潜伏在个人或集体无意识中的欲望与创痛，正是梦的潜在内容，即其思想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