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改造的先声：从严复到梁启超
在探寻国民性改造的道路上，鲁迅并非孤军奋战。早在1895年，严复便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振聋发聩地指出：“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他强调，国民性的提升，需从民智、民力、民德三方面入手，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国民性改造运动奠定了基石。严复的洞见，如同晨钟暮鼓，唤醒了无数有志之士对国民性问题的深刻反思。
随后，梁启超接过严复的接力棒，以《新民说》等鸿篇巨制，深入剖析国民性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方案。他的《呵旁观者文》更是比鲁迅的名言“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早了整整24年，展现了其超前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批判精神。梁启超的努力，无疑为鲁迅等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鲁迅，作为国民性改造的集大成者，不仅继承了严复、梁启超等先驱的卓见，更从外国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临终前两周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仍念念不忘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一书，足见其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之深、思考之远。这本书，作为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议论，无疑给鲁迅带来了深刻的触动和启示。
不仅如此，鲁迅还广泛阅读了其他外国作品，如日本人安岗秀夫贬损中华民族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的民族性》，并认真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他并不忌讳外国人对中国的“差评”，反而认为这些“差评”是促使国人反省、进步的催化剂。鲁迅的这种开放心态和批判精神，正是他能够成为国民性改造先驱的重要原因。
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用自己的笔，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唤醒了国人的觉醒意识，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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