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这位文学巨匠，曾在《〈职业〉自赏》中坦露心声：“常有人询问我，最满意的作品是哪几篇？这确实难以回答。只能说，大部分作品我都颇为满意。若问哪一篇最得我心，或许会出乎众人意料，非《受戒》或《大淖记事》莫属，而是《职业》。”然而，当我们深入探讨汪曾祺前后期文学风格的演变时，《异秉》或许比《职业》更能揭示其创作脉络。
相较于《职业》的精炼短小，《异秉》在篇幅、结构、语言及风格上均展现出更为显著的变化，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文学探索之路。汪曾祺在1989年的访谈中曾言：“我重拾了四十年代所追求的创作道路，八十年代的创作与四十年代紧密相连。”这种“衔接”的精髓，在于对四十年代作品的改写与重塑。
《复仇》、《鸡鸭名家》、《职业》等作品，在前后两版中均留下了大量异文，但主体结构依旧稳固。《受戒》的前半部分，更是源自《庙与僧》的灵感。而《异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与《鸡鸭名家》、《受戒》一样，描绘了汪曾祺最熟悉、最怀念的高邮生活，更在前后版本的风格变化上，堪称汪曾祺“衔接”四十年代作品的典范。
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三次执笔《异秉》。首次以《灯下》为题，那时的他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第二次发表于1948年，标题定为《异秉》；第三次则是在1980年，汪曾祺重拾小说之笔，首篇作品并非轰动文坛的《受戒》，也非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而是对旧作的重新诠释——《异秉》。
汪曾祺的文学之路，深受沈从文的影响。1937年，因日军侵占江南，汪曾祺在家闲居，身边的新文学书籍寥寥无几，外国的仅有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中国的则是一本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间，我反复研读这两本书，一方面因无其他好书可读，另一方面也因这两本书与我的气质相契合。它们甚至塑造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理解。”汪曾祺曾坦言，他中学时并未立志于文学，但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却与读了《沈从文小说选》密不可分。
在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受教于沈从文，选修了“中国小说史”、“创作实习”及“各体文习作”三门课程。沈从文不仅担任了全校通选课“大一国文”的部分讲授，更以其独特的上课方式，深深影响了汪曾祺。沈从文讲课毫无系统，无课本、无讲义，却每周让学生写一篇习作，并在次周课上针对习作进行点评。这种教学方式，让汪曾祺受益匪浅。
沈从文将《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的空气》等题目习作称为“车零件”，强调“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他认为，“零件”车得少了，基本功不够，写的东西就不耐读、不吸引人。这种创作理念，汪曾祺深表赞同。
汪曾祺早期的作品，大多是“车零件”，不追求鸿篇巨制，甚至不是完整的故事。这其实也是鲁迅所说的“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汪曾祺的创作实践，正是对沈从文“车零件”理论的生动诠释，也是他叙事风格传承与嬗变的重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