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孙冬在翻阅2021年4月的《诗刊》时，仿佛展开了一幅细腻的地理画卷。读者不仅能在“诗旅·一带一路”的“北碚诗歌小辑”中穿越嘉陵江、黛湖与缙云山，驻足于北碚的雨幕与黄桷树下，更能随着诗人的笔触，游历大崎山、贾庙镇、古蔺县城，乃至远至希腊、阿门乌苏、亚历山大城、伊斯坦布尔及伏尔加河畔。诗中，不仅有具体的地理坐标，还有那些无形的田园、曲桥、白马林场，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意空间。
蒂姆·克雷斯韦尔在《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中，对“地方”的概念进行了深刻剖析，认为它包含地理位置、场所实践及地方感三个层面。这启示我们，对地方的描述，不应仅限于地形地貌，更应关注人与地方之间那份难以言喻的情感纽带，以及人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与人与环境的本质联系。
在《诗刊》的篇章中，“共同体”一词频繁出现，它不仅是家庭、学校、邻里的简单集合，更是自然、城市、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情感与文化纽带。共同体与地方，两者密不可分，甚至在某些语境下可以互换。身份认同，便是与共同体在遗传和文化特性上的一致性体现，它提供了安全、亲密与发展的动力。
诗人们通过各自的笔触，展现了共同体在不同层面的意义。梁尔源在族谱中寻觅“基因雕刻的版画”，熊芳在《向阳小学》中重温童年，汤养宗在《母亲的算术题》中缅怀母亲，这些作品都深刻体现了共同体对个人情感与记忆的塑造作用。而脱贫诗歌，更是共同体在经济与精神上互助的生动写照。
当代诗人在表现“地方”时，往往流露出一种不安。城市化、全球化、同质化的浪潮，正逐渐抹杀地方性，地名与所指之间出现错位，地方与共同体被分离。诗人们站在自家门前，却发现自己成了外人，家址只留在舌根之下，冬天被误认为夏天，人在自己的城市中成为陌生的过客。
这种不安，源于地方上存在过的人类共同体在历史与进步中的消逝。广义的地方，已残缺不全，一种对于由地理位置和社会实践所构成的“地方”的哀悼感油然而生。然而，正是这种哀悼，突显了“地方”的主观层面，补偿和延伸了“地方”这个概念。
有趣的是，诗人们在哀悼地方性消逝的同时，也在通过集体记忆与想象，构建着新的“地方”。西渡的《江南忆》中，八只桨的顺水船与逆水船，并不存在于个人真实之中，而是某个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这个共同体，并非紧密相连的家乡与故人，而是一个更广阔、更遥远的文化共同体。
柳宗宣笔下的大崎山，是诗人从城市返回山区时，从一个运动的物体内部所观察到的景色。物理距离拉开了审美距离，让地名解脱行政辖域，到达“自我的版图”和语言的家园。诗人得以“神游倾听的地址”，给读者展现了一个由“漫长光阴累砌生成的山舍”，让读者仿佛听到自己身体里野鸽的叫唤。
在《乡愁地理》中，诗人在失却了老宅、母校和山坡上埋葬的脐带之后，自我从小而团结的共同体里抽离出来，进入到由曼德尔施塔姆、奥德修斯和霍珀所创造的人类共同经验里。这种世界的共同体，虽然没有个人、地方和社群的共同体那么紧密和温暖，但它更加自由、更加广阔。
它让“迦太基庭院的雨，也下在黄麻坳”，让诗人的视野跨越国界，触及更远的地方与更深的文化层次。这种诗意的探寻，不仅是对地方性的哀悼与补偿，更是对人类共同精神家园的向往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