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书评的兴起与报刊副刊的角色
刘龙心教授在其力作《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中，深入剖析了1930年代中国史学书评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数量激增，更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除了高校历史系所、史学研究会及研究机构出版的学报和机关刊物外，报纸副刊也逐渐成为新一代学术社群的重要发声平台。
以清华史学研究会为例，该会由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者组成，自1935年起便巧妙利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的副刊版面，作为凝聚同道、扩大学术影响力的阵地。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报纸副刊在学术传播中的独特价值，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社群对于多元传播渠道的积极探索。
副刊与学术刊物的差异化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史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同时担任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编辑委员，但他们在副刊与学术刊物上的内容呈现却各有侧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除了一般性的学术论著外，还特设“书籍评介”栏目，即便在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后，这一栏目依旧得以保留，专注于史料评介性的书评。
相比之下，天津《益世报·史学》副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则明确拒绝登载书评，转而聚焦于“学界消息”等无关书籍资讯的内容。这一差异不仅源于副刊篇幅的限制，更与刊物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副刊更注重时效性和广泛性，而学术刊物则更强调深度和专业性。
书评案例：汤象龙与《达衷集》的评介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书籍评介”专栏中，汤象龙对许地山所编《达衷集》的评介尤为引人注目。该书原名为《尺牍类函呈文书达衷集》，是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夷馆存放的旧函件及公文底稿，经许地山精心抄录后于1931年出版。汤象龙的评介不仅揭示了该书的史料价值，更展现了史学书评在推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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