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5年的中国学术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尚处于混沌状态。当时，唯一一本名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出自谢无量之手，其内容却将“道术”视为无所不包的哲学范畴，将经学、史学、文学等一并纳入，导致哲学与非哲学问题界限模糊，哲学沦为经学的附庸。这种观念在北大中国哲学门中亦不乏支持者，使得该学科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
北大中国哲学门的主课之一——中国哲学史，由陈汉章先生主讲，课程长达两年。陈先生授课风格旁征博引，却也漫无边际，从三皇五帝讲起，半年时间才触及周公。学生们对此深感不耐，质疑何时能讲完。陈先生的回答却令人咋舌：“无所谓讲完讲不完，一句话可尽，亦可无尽。”这种讲法，恰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的认知仍深陷于儒家经学的古史观，未真正觉醒为独立学科。
正当学生们在漫无边际的故纸堆中迷失方向时，一位刚从美国归来的青年学者——胡适，登上了北大中国哲学门的讲台，带来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引发了一场思想风暴。胡适大胆革新，重编讲义，以“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为开篇，用《诗经》说明时代背景，跳过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一变革，对学生们原有的三皇五帝观念构成了巨大冲击，引发了广泛争议。
顾颉刚等学生对此深感震撼，认为这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次重大革新。冯友兰在回忆初见讲义时也表示，这对他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胡适的讲义，不仅挑战了传统学术观念，更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胡适的革新之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应运而生，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程伟礼指出，冯友兰著作的成功，关键在于其“确是一本哲学史，而不是一种主义的宣传”。冯友兰在撰写过程中，坚持学术独立与客观性，避免了将个人观点或主义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使得其著作成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
这部著作不仅梳理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更在学术上实现了独立与超越，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冯友兰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学术成就，更在于其对于学术独立与客观性的坚守，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