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作家柳岸创作了“春秋名姝”系列历史小说。根据柳岸的创作年表,自2006年以来,写作主要以富有乡土气息的中短篇小说为主,长篇小说则仅有《我干娘柳司令》《浮生》2部。而在2013年至2021年近8年时间里,柳岸便写出了“春秋名姝”系列小说,该系列小说可以说是柳岸继其乡土小说后首度创作的系列长篇历史题材小说。“春秋名姝”系列小说生发出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鲜明的个性色彩,尤其是以饱含情思的人物和故事来喻世警世,在古今会通中寄托强烈的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关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一、考证与阐释下的“历史—现实”语境转换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中曾对历史小说的创作类型做出划分,认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而柳岸在创作“春秋名姝”系列小说时,则可以说在两方面都做出了大胆的实践探索,并试图在两者的交会融合之处用力。一般来讲,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难度极大,特别考验作家的艺术勇气、文化积淀、文献功力、转换技法以及写作耐力等。爬梳文献资料、建立信手拈来的熟稔认知,构造运用自如的“历史—现实”转换语境,再加上持之以恒的高强度写作,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费力的工作,也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瓶颈。先秦的春秋时期,“争霸”成为这一时代各诸侯国热衷的主题,而充斥其中的则是征伐与杀戮、交际与谋略、盟约与背叛、政治与情感,以及利益与道德人伦的无尽纠葛……尽管《史记》《左传》《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竹书纪年》,还有近年来发现的一些简帛等传世和出土文献都对此有一定的记载,然而对于这一段史实,更多的仍是“不足证”“难为信史”的大量留白,这自然为后世小说家提供了丰富的可想象与可言说空间,便于在其所赋予的历史与文学的张力之间笔补造化。即使如此,历史小说的创作也绝不可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历史真实必须得到基本的尊重,以此为底线再去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平衡和协调。要想写出历史的沧桑、厚重与独特氛围,即很多学者所说的“历史味道”,绝非易事。柳岸正是以极其顽强的毅力在文献典籍及其考证阐释、“历史—现实”的语境转换上下了“苦”工夫。首先,是使作品呈现出历史内容的丰赡驳杂,文体是小说,但却承载了一部精彩厚重的春秋史。凡所涉及先秦时代的诸侯国存继变迁、各国官职典章制度、古今地理地名沿革、众多人物背景信息、各时期社会风习,尤其是国君诸侯的世系顺序、称号名讳、在位对应时间等,几乎如实毕现。其次,是使读者对其历史考证和阐释功力印象更为深刻。柳岸在小说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注重自己考索的基础上对某些传统经典、元典进行重新诠释和演绎,不仅发意中肯,切中原书旨趣,而且集中展示了当代人的理解意涵与审美方式。正如有学者说:“历史文学创作并非简单地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或者还原所谓的‘历史—真实’,因为历史真实本身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的命题,况且即便是有所谓的历史真实,也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而历史文学创作即使冠之于‘历史’,其本质仍然是文学。”“历史文学的重要本质要求必须对历史人物的人性深度有细微真切的体察,作家睿智的双眼能够借助对纷纷扰扰历史事件的考察,提升到对历史本质的形而上层面,而非一味沉溺于丰富的历史细节。柳岸自己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也曾详细地解释说:历史小说的创作,史实性是它的骨骼和灵魂所在,所以主要的功课是史料的准备。我所说的史料准备,不是单单看一本书,一篇文章,而是从各个方面把控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文化特征、政治体制、社会生态、规制律例、民俗风尚、教育形式等等,真正对一个时期全方位的了解,才能把它作为一个小说书写大的背景。其次是吸收,要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咀嚼,然后消化,再吸收,排除糟粕,吸收精华。那些精华被吸收之后,便成了自己的给养和素材。作者为了文本的需要,或故事的叙述,或者人物的塑造,或者主题的突出,或架构的走向,都可以信手拈来,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素材一样。……这些文学资源,正像春风春雨一样,滋润着当下或者后世,这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或者是镜鉴意义所在。可以试举几例。《诗经》曾写到“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芍药风姿绰约,秾艳美丽,《夏姬传》便对《诗经》中这个“芍药”意象加以阐发。当时郑国民风开放,男女青年常在三月三上巳节赴郊外河畔赏春踏青,采芍药以赠有缘之人,表达定情之意。小说里屈巫和夏姬的情感纠葛,正是通过芍药贯穿始终的。《诗经》中还描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作为诗歌起兴的木瓜,在此也有定情信物的功能。《文姜传》中木瓜的繁荣与凋零恰恰是故事人物青鸾与郑太子忽之间从一见钟情到爱而不得、难成眷属的象征。“从繁华满枝到枯枝败叶,木瓜可以寄情,也可以是失败爱情的见证。”整个“春秋名姝”系列小说里类似的意象很多,还有“桃花”“兰花”“拒霜花”等。作者并未沉溺历史的细节,而是在阐发历史意象上另辟蹊径,尽力挖掘意象内里蕴含的文化意味,营造蕴藉充盈的文化世界,也是当代人理解意涵与审美方式的投射。再如,《文姜传》对某些经典(元典)的解释也很中肯,切于原书旨趣,又与故事情节需要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作者对文献的熟稔和处理之灵活。比如书中对易卦卦象、卦爻辞的运用与解说就非常到位。作品冠名“春秋名姝”,将“四位传奇女”作为主线来串联勾勒出“一部春秋史”,反映了柳岸在致力“历史—现实”语境转换的过程中还意欲突破传统权威话语与男性话语的压制束缚。其作品里的西施被赋予了较强的个体生命意识,也拥有了属于自我的独特体验和认知,书中最后写道:“世事若梦,亦真亦幻,皆如云烟,天地各有其道,人事自有定数……何人又能独处其外。”西施在曾经是“吴越之争战场,厮杀尸骨、胜败交迭、霸起霸落”的檇李生发如此感喟,与其之前全是身不由己的无奈相比,“显然已超越性别困境,而对人类存在发出终极性追问,可眼前只剩下苍茫荒漠,光阴轮转,世事沧桑,林子间回荡着‘胡姬凤仪’奏出的凄婉琴声,越发显得西施之言格外悲怆。既有文艺作品中的西施,以客体化的美人身份参与历史叙事,其政治属性掩盖了应有的人文属性。柳岸在继承西施既定文学形象的基础上,由生命、人性入手,以女性意识为底色,写出了西施摇曳多姿的一生,赋予她生命的温度和人文内涵”。可见,柳岸的确非常重视文献典籍及其考证阐释,并努力达到“历史—现实”语境的适宜转换,这在当代作家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有学者称:“‘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在切近历史的基础上,以新历史主义的人文精神赋予笔下人物以鲜活生命和鲜明性格。尊重历史、尊重人物的严肃创作态度,使‘春秋名姝’系列既有密实的历史知识,又有文学虚构与想象的美学价值。”同时,也不容回避,柳岸在史料文献运用、话语自然转换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作者在创作小说时,常常以第三者视角的叙述代替人物本身的对话,给人以完全进行单调复述的感觉。如《公子桃花》写道:“陈武在陈内城南门迎住蔡公子献舞,因为公子蔡献舞由子鍼陪着,陈武只好和子鍼周旋。子鍼也心知肚明,但觉得再拖延下去就有失国礼,况蔡国对平定陈国内乱有功,这陈侯跃母亲是蔡侯封人的姊姊,陈侯跃夫人也是蔡国人,姻亲之国吊丧是理所应当的,陈国本应以礼相迎,如此推阻耽搁实在不成体统。况这蔡公子献舞本是桓公一奶同胞的嫡亲弟弟,年轻气盛,早已面有躁色。虽然他们没有谈及立君之事,但是,蔡公子献舞似乎立定了公子完。估计蔡姬遣使已向蔡侯说明了陈国宫廷的势力格局,蔡公子献舞大概是带着蔡侯封人的意思,既吊又立,哀贺并行。”读起来较为费力,也显得乏味。对历史史实的铺陈似乎也太多太过,过度使用文献。作者生怕读者不了解,着力普及背景知识,不够自然。事实上,受限于系列小说所写的历史时段,读者对其确实感觉相对陌生,只能说有一定必要适度展开介绍,如《公子桃花》陈述息公子濮成长过程中诸侯国间的形势。《文姜传》中多有赘余性的叙述,还是过度使用文献,如对鲁隐公与《春秋》关系的说明,在书前注释里已有,本不必再次申说,但柳岸或许是太爱自己的读者了,生怕读者遗忘,总是反复解释,反而显得拖沓。此外,《文姜传》的写作还反映出,对于故事情节的呈现,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挥、挖掘自身的艺术想象力、艺术建构能力,不能止步于钩沉和复述既有史料文献史实的层面。针对历史上本就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事迹与场面,在作为故事情节加以重构时,尤其不可缺少的正是人物间的精彩对话。另外,《西施传》的插叙、补序内容显得较为凌乱,故事主线不够明晰。二、饱含深情的人物书写“春秋名姝”系列小说既以宏大叙事的形式呈现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历史面貌,也不乏以微观书写去关注人性、情感等细腻层面。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品对某些历史人物的书写富有新意,细致生动又饱含深情,十分出彩,能够给读者带来深刻启发,“不但照亮了人物多难坎坷的曲折人生,也照亮了两千多年前被历史烟尘掩埋的幽暗角落,使人性的丰富性与历史的复杂性逐渐向读者敞开”。比如《夏姬传》中的屈巫、鬻拳两人,谋足以改变天下格局,情足以感动千年人心,忠足以彰显人臣典范,节足以荡涤污名非议。使人读后感佩之情油然,心中震撼强烈。屈巫这个人物形象内涵十分饱满,他身上有纵横家的很多特点,可称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早期纵横家。更值得称道的是,作品花大力气、浓墨重彩地书写再现了大量先秦女性形象,以息妫、夏姬、文姜、西施为核心的女性群体,确实能传递给读者耳目一新的独特感受。柳岸在给笔者谈到其作品女性形象的整体性思考与定位时坦言:“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这就是“春秋名姝”系列历史小说的一个定位。我是想通过春秋时期四位传奇女子的故事,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展现春秋时期那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那些在君权、夫权之下的女性命运,又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春秋名姝”中的四位女子的生卒年限,刚好搭茬涵盖了整个春秋时期。她们与当时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政治联姻,内乱征伐,废立弑杀,诸侯国的兴衰等,都有交集。……“姝”出自《诗经·邶风·静女》中“静女其姝”。而“名姝”,顾名思义就是著名的美女。“春秋名姝”作为一个系列的名号,它有着非常鲜明的历史标志。在四部作品中,目前学界对《西施传》的关注较多。有学者就曾提出,《西施传》塑造的西施形象最具有价值之处在于:“刻画了一个内心矛盾的西施,一个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西施,一个有着悲剧命运的西施。”关于西施的情感世界,认为范蠡对西施的爱夹杂政治考量等功利因素,而夫差对西施的爱则更为纯粹,西施对此也有真切感受。这就导致了西施的复仇意志产生松动摇摆,作为生命主体的自我意识日益觉醒,表明其不再是一个“功能性”或“工具性”的人物了。西施的心路历程,“既是儒家集体伦理与个体生命伦理之间冲突的反映,也是男权话语与女性自我之间的碰撞”。另外,《西施传》还为西施设置了一个别具一格、极富文化意味的归宿—隐逸,即从政治权谋的纷繁复杂、男权话语的威压胁迫中隐而逃之。毕竟,“西施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只不过是一种历史想象和话语渲染的结果”,“男权话语下,西施要么因其被认为是红颜祸水而被鄙视唾骂,要么因其助越灭吴而被肯定颂扬。但无论如何,西施都是男性权力角斗的政治筹码。她是一个发不出任何声音的空洞能指,一个在场的隐匿者”。总之,在柳岸的笔下,西施以其生命、情感主体的自我意识觉醒完成了向情本体的回归。《公子桃花》则围绕历史上的“息夫人”息妫而展开,小说中又称此人为“桃花夫人”。在书写这个人物时,作者主要是通过特定的自然意象去勾勒呈现其寓意深刻、情感丰富的一生。作者在此过程中突出了很多的自然植物意象,这一点使人印象颇为深刻。比如,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桃花意象。以花喻人,人花一体,既彰显了息妫妖娆艳丽的动人美貌,又象征了其多愁善感的生命气韵。息妫本出生于严冬酷寒之时,然而天生异象,其一降世,故乡陈国境内的桃园竟出现了桃花忽然盛开的景象。其父陈侯视之为祥瑞,便以此给她取名。其实,桃花的异常开放,“既是对严寒之时也有生机活力的寄寓,也是对公子桃花虽历经艰难坎坷也永葆生命活力的一生命运的预示”。相比较而言,《文姜传》某些最有意思,最能展现人物个性、性格的场景描写却不甚理想,甚至有些乏味。如书中写齐国诸公子行酒令,虽然引用了大量《诗经》原文,却用得并不巧妙。而对主人公文姜的书写,其个人形象前后差异过大,很显突兀,文姜与之前的“青鸾”似乎判若两人。给人的感觉是,故事愈到后面,人物愈失光华。此外,还有一些表述也显得突兀不合理。比如:“郑请兵,齐侯自然没有什么犹豫的。”这里齐侯面临着自己最爱的女儿尚在鲁国的现实情况,难道选择出兵时不会有所忌惮吗?这样说显然有欠周详。“文姜无话可说,只哭啼……”其人昔日光彩形象已然大打折扣,前后反差过大。就这一点而言,瑕瑜互见,《夏姬传》与《公子桃花》也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即在对女主人公的书写和表现上,都使读者感觉人物随故事推进发展,愈到后来愈发扁平化、疏离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和风采,女主人公仿佛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程式化与自我解构。对此,应引起作家足够的重视。三、现实主义关怀与地域、民间文化的宣推(一)以言喻世、警世“春秋名姝”系列历史小说在情节推进中还有意识地加入了很多事理训诫话语,常常晓喻世人以经世治国的道理,彰显了作者以言喻世、警世的良苦用心,充分流露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以清代小说《歧路灯》为代表的中原文学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关怀常常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典型品格,对历史小说的创作而言尤其显著。有学者就曾提出:“作家应该贴近历史、体察事件,与历史人物同感共情,但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作家想象与智慧的翅膀在贴着历史的海面飞行之后,最终必须超拔于历史之上,以穿透历史细节的宏观眼光探察历史的本质,不管是借助人物还是事件。没有这样的本领,历史小说家或许能够给读者提供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或多彩人物,但很难把握历史的大势,以通观历史的本质。”柳岸也曾给笔者如是说: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历史和现实之间,其实就是一个延续和传承。从古到今,客观的规律,人性的善恶,故事的主核,世事的走向,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发展历史,核心价值等等基本相似。……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兴衰,究其原因基本一致,人心的得失、善恶的崇鄙、伦理的守弃、国家的治乱,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这也是所谓以古鉴今的由来。历史与现实的界定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它的文化背景、社会风尚、价值尺度、政治生态等等都有其鲜明特征。……而核心的东西,人的欲望,人的心理,人的生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对世界的征服等等都是一样的,即便改变,那也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所以,作为一个现代的写作者,肯定脱不了时代的窠臼,对于当代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一些现象的关注,核心价值的解读,必定会在作品中呈现,而且这些都是不自觉的情况下。而自觉的意识,就是以同心同理来讲述故事,塑造人物,也以古代的故事来警示当下。(二)宣推地域、民间文化作品在宣扬、推介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这是就陈地文化、先秦多元文化源流向世人所做的一次积极推广和宣传。在浓郁的历史气息中又充盈着亲切的乡土文化氛围,这也令系列作品的布局更显宏阔博大而又精巧细腻,体现出作者难能可贵的一番匠心与思量。这一点上,最典型的要数《公子桃花》。故事开篇就写到了:想吾陈国君侯,乃舜帝之后,承续德政,不尚武略,绵延祚长。吾陈地,自封国以来,一直富足昌盛,民风淳厚,邻邦亲睦,效忠周室。吾陈国,自先祖胡公被封时,就是公侯大国,礼仪之邦,豫州之东南门户,武王还将其元女大姬下嫁胡公。陈建国三百多年来,经十世十二君励精图治,传至父亲桓公时,已经非常强盛了,就是小霸主郑庄公时期的郑国,也不得不对陈国示好求和。地域文化的自豪感跃然纸上。有些内容体现出作者深厚的考证功力,如对春秋时期“丧仪”的再现,折射出地方和民间的丧葬文化,也增强了小说的知识性。作品还写到了今日淮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泥泥狗,极富乡土意味。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故事情节宣扬、推介地域文化:那古城宛丘是陈国的旧城,曾经是伏羲帝的都城。据传伏羲氏族,从甘肃天水出发,顺黄河一路东迁至宛丘,见这里水草丰沛,四季分明,宜于居住,便定都于此。伏羲帝在这里定姓氏、制嫁娶、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画八卦、造干戈、饰武功,结绳记事,始造图腾。后来神农帝和黄帝一起打败了蚩尤,也在宛丘建都。炎帝神农在这里尝百草、艺五谷、教穑稼、造五弦、耕耒耜、制陶器、播火种、始炊饮,安民定居,五谷丰登,现在陈城东北还有神农井和五谷台。两帝的德化和智慧,都留在这里,福荫宛丘。后来,黄帝后裔一支的陈锋氏,也迁徙到宛丘,从此宛丘又叫陈。陈地确实是一个神圣和神秘的地方,又是豫州的中心,夏商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诸侯国了。陈地境内,蔡水和颍水横穿而过,由此成了挟制东南夷族的战略重地。所以,周武王伐纣胜利,下车伊始,就封了妫满到陈地,并把大姬嫁给了他。由此,陈地的悠久传说与厚重历史可见一斑。四、对传统文学资源借鉴的得与失柳岸在该系列小说写作的过程中,还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了大量借鉴。一方面,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滋养,确实对其小说艺术效果和写作水准的提升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不容回避的是,有些借鉴所获得的效应却并不理想。柳岸曾对笔者说:春秋属于先秦,先秦时期文、史、哲、经、传等都没有明显的分类。所以,像《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渚宫旧事》等等,包括《史记》里的一些史料,都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性。这些资源,既具有史料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而对这些文献的研读,都是写历史小说必须必要的功课。传统文学是当代小说的母本,或者说是水土,不管是怎样的先锋、怎样的现代,中国作家都脱不掉中国文化的烙印……传统文学资源的启发非常大:其一是历史时段大文化背景的影响,包括主要的价值观、崇尚的主流思想、政治体制的变化等等。其二是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思考,比如一些人物身上的悲剧,放在当今社会下考量,能否避免发生,社会需要怎么的改良等等。还有一些对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反思,对当下都会有一些镜鉴。这些文学资源,正像春风春雨一样,滋润着当下或者后世,这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或者是镜鉴意义所在。就整个作品来讲,作者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的布局技巧,设置巧妙,颇具匠心,拉高读者的阅读期待,引人入胜。如《公子桃花》,开篇楔子便介绍了故事背景,接着点出:“各具灵性,幻化成人的三件宝物,演绎出许多跌宕凄迷的故事。”故事以玉佩为线索推进,随之又由玉佩演绎出其他众多的人物和情节,并区分出了主次、明暗、显隐等不同的叙述层面,主线明晰又跌宕起伏,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再如《夏姬传》,书中对很多人物都有彰显命运、暗示结局的伏笔,就像夏姬母亲的警告预言、夏御叔降生时的异象等,这些描写的确“从接受视角看,读者可以凭借这些伏笔对人物的命运作出预见,而当他们沉浸于这种强烈的暗示叙述时,也往往会减轻他们在看到主人公最终命运遭际时所产生的割裂感”。然而,这种写法如果使用过度就会适得其反。《夏姬传》在叙述故事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进行“剧透”,预告人物命运,超过了必要限度,设置得比较生硬,如对夏征舒结局的点明。同时,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将预言作为一种解说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发现文本中存在很多预言性的解说,往往难免有“剧透”之嫌,又说得讳莫如深,容易引起读者不适。其实,作者不宜向读者过度展示其所具备的万能视角或叙述主宰者优势,保持悬念和神秘感才能使叙事节奏更为从容,也似乎更能引起读者的好奇与兴致。作品在情节、语言设计方面延续了传统的手法、风格,有意营造一种温婉含蓄、古雅蕴藉的叙事意境和美学韵味。系列小说的创作充分流露出作家颇为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与审美涵养,当代历史小说写作的新动向、新特点也在作品中得到了生动展现。《公子桃花》中写息公子濮与桃花结伴游赏桃林:“桃花正在怒放,像一片红色的祥云,从空中降落。……枝头上的花蕊,已经露出毛茸茸的青色,不久那青果将长成一颗颗甜美硕大的桃子……”类似于起兴的手法,也可以说以景衬人、借景渲染,将两人情窦初开、青春萌动的情怀含蓄而有力地表现出来。《夏姬传》里写屈巫初见夏姬后,作者也有意以景物构成的意境接续未尽之言:“水面上,随波浮动的兰花瓣,与刚刚露出尖芽的水草,擦肩而过,倏然远去。渐去渐远的回眸,透出离别的不舍。兰花瓣告别离愁,轻舞花姿,荡出幽香,随波而去。”景色里蕴藉着荡漾的春情,充满了淡淡的怅惘、回味的落寞,而两个主人公则是恋恋不舍、依依惜别,这是青春的初见中特有的感受。在作者笔下,景物为人物代言,言近意远。《文姜传》在写道乔装的青鸾被风度翩翩的郑太子忽所触动时,作者联系到春秋战国时期外交、宴饮、典礼等场合普遍存在的“歌诗”传统与风习,合理展开想象,使青鸾自然而然地唱出了“既见君子,我心则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等经典诗句。由是,作品的叙事和抒情氛围愈显温婉古雅。此外,除了在反映宴饮场面的情感流露方面借鉴传统,作者还不失时机地通过有特定寓意事物的发展变迁来侧面揭示人物心理的情感体验与流转变化。最典型的便是青鸾居住宫室外种植的木瓜。其春心初萌之时,木瓜树在花期内蓬勃茂盛;其憧憬自己即将到来的美好婚期时,木瓜树上则有喜鹊于枝头嬉闹,生机盎然;而当郑太子忽数次拒婚,其饱含深情的爱意不被接受时,木瓜树便开始枯萎凋零,最后只空余凄厉鸟叫。这种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家庭、地位、情感等层面的错位也是传统古典小说、戏剧中常出现的情节冲突,使剧情曲折起伏,富有张力,抓住读者的阅读期待,也显示出小说叙述的含蓄蕴藉之美。为了使作品拥有更为浓郁的历史氛围和代入感,柳岸有意以高古雅致的文言写作历史小说,这无疑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为此,她“主动地吸收了文言文简洁精炼的特点,一方面大量使用四字词语,以求语句的音律和谐;另一方面则尽量使用典雅词语,以求契合全文之古典倾向。这当然是柳岸古典文化深厚底蕴的一次展示”。通观其作品文本,确实洋溢着浓重的典雅古韵,人物对话抑或叙述语言都有历史独属的味道。不过,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虑,先秦时代的文言相较中古、近古时段的文言来说毕竟颇为古奥,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读者阅读的障碍。像《西施传》虽然引用了大量典籍,但给读者的感觉有些融而不化,没有做到水乳交融,在对古典美意境的呈现方面就略显乏力。尤其是在引用典籍时直接大段照搬先秦文言,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不佳。对此,柳岸却有着自己的坚定看法。她坚守自己的写作原则,追求还原历史的真实语境。有学者曾指出:“柳岸的历史小说追求历史真实与逻辑真实的统一,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与史实性的统一,不是一味地迎合读者,而是出于对历史负责、对作品负责、对自我负责的个性表达的需要”。在对具体传统古典作品的借鉴上,比如《公子桃花》开篇以灵石为引,可看作是受《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影响;系列小说里还多次言及梦境、以梦喻事,这也是传统小说常用的写法。作品还大量引用、化用《诗经》《左传》等经典,这些也都是对传统文学资源的成功借鉴。然而,《公子桃花》讲述故事时,有时为了抓住读者阅读兴趣,或许过于专注引人入胜了,便采用一些“怪力乱神”式的叙述话语,由于未能摆脱这样的传统小说窠臼,作品仍有着浓重的神异论色彩。有些部分虽然能较好地融传统经典寓言到小说情节之中,但问题在于,还需在此基础上继续表明自己的考证和观点,否则容易给人一笔带过、囫囵吞枣的感觉。例如,《公子桃花》虽引用了“扁鹊见蔡桓公”的寓言,然而小说里蔡桓侯得病的具体过程、详细情况皆不甚了了,令人遗憾。在中国当代文坛,关于历史小说创作,可以说河南作家长期以来都是主力担当。前有姚雪垠、二月河等人蜚声海内外,河南作家对历史题材文学的偏爱推崇已成为当代一个颇有意思的文学现象。柳岸的“春秋名姝”系列正是对这一文学写作传统的延续,不仅如此,其还在这一传统之外,又生发出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鲜明的个性色彩,尤其是以饱含情思的人物和故事来喻世警世,在古今会通中寄托强烈的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关怀,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接下来,其还计划写作“战国名将”系列,意欲通过四位将军,来展示战国那一段历史,从而能把东周的历史完全展示。战国主要特征是征伐、战乱、兼并,所以作为将军,是最好的表达视角。我们期待,柳岸的历史小说能够继续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作者：简东，男，郑州大学文学院2013级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16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文学院第七届研究生会主席。在校期间曾获国家奖学金、省三好学生、校优秀研干、校“研途风采”青年榜样、校优秀毕业生等奖项。现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研究馆员)、在站博士后、硕士生导师，郑州大学二月河文学艺术研究中心团队成员。兼任中国明史学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学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会员、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东方文化研究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文学与文献学、中原文化与美学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