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50-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与左翼思潮的交织与碰撞

引言：重新审视50-60年代的台湾

　　在学界，上世纪50-60年代的台湾常被视为左翼运动的“真空期”，文学史也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左翼的断裂”或“断层现象”。然而，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我的弟弟康雄》和《野鸽子的黄昏》两部文学作品，从时代背景、创作意图及文本自身等多维度，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台湾青年的社会意识，揭示现代主义与左翼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

虚无：一种特殊的启蒙

　　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无疑是这一时期备受瞩目的作品。康雄，这位“少年虚无者”，深刻反映了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台湾知识青年的挣扎与困顿。陈映真自述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忧悒、哀伤、苍白而苦闷”的情绪，而他的友人尉天骢则直言：“陈映真的虚无是一种启蒙。”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些作品虽弥漫着乌托邦的梦想，但退化自安那其的理想主义，却能在迷茫中激发一股新锐的力量。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颓废中自我感伤、互相取暖的青年群体，这些作品无形中为他们开启了更广阔的思考与追寻空间。

陈映真与王尚义：虚无的共鸣与分化

　　陈映真早期的作品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台北的文艺圈子，尤其是那些醉心于“现代文学”探索的文艺青年。康雄及《故乡》《家》《苹果树》中的“稚气的背德者”或“少年虚无者”形象，随着陈映真的成长与行动，逐渐淡化乃至扬弃。

　　而将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青年的“虚无”更明确地对应于个体经验和社会现实，并在更广泛青年中引发共鸣的，则是王尚义。1963年，年仅26岁的王尚义因肝癌去世，其生前文字被选编为《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由文星书店出版。这本包含存在主义哲学、现代文学论述及少量创作的小书，特别是《野鸽子的黄昏》，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一版再版，影响力深远。

　　王尚义的文字之所以能引发青年的共鸣，不仅在于其深切而灵气地织入了台湾青年的现实感受，更在于他短暂而困顿的生命中，对知识、爱和意义的执着追寻。与陈映真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创作与实践相比，王尚义的生命停格在26岁，其80万言的文字被贴上“失落的一代、苦闷、虚无”的标签，广为流传。

历史背景下的思想碰撞

　　陈映真与王尚义，虽生于同一年代（1936年），却似乎并无直接接触。1950年代末，已怀揣朦胧左翼情感的陈映真，或许对王尚义等为《文星》杂志所延揽的“台大才子”们并无结交意愿。然而，为了深入理解那段历史中的重要层面，我们需要搁置左右或自由主义的划界，贴近当日青年在摸索、流动、发展、碰撞中的思想及由此激发的情感波动。

　　1960年代之交，无论是陈映真及其《笔汇》的朋友们，还是王尚义及那些知识探索广而杂、“对一切抱定怀疑态度”的“台大才子”们，左右、“主义”尚未成形，不构成分界。这一时期的台湾，一方面是对左翼的大肃清和无所不在的情治机关、校园管控带来的低气压社会氛围；另一方面，是在土地改革、美援下逐渐走上轨道的经济发展，似乎迎来了战争过后的“松散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