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其独特的思想体系与知识智慧，历经数千年沉淀，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传统。这不仅是我们的独特优势，更是国家和民族精神血脉的延续。中华文明，既需要代代相传、守护不息，也需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文化精神，应当被大力弘扬，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不仅要让世界领略“舌尖上的中国”之美，更要让世界看到“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以及“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和“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强调民族性，并不意味着排斥他国学术成果。相反，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过程中，民族性将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需求。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将为我们提供解决世界性问题的更强能力；总结好中国实践，将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宝贵思路和办法。
然而，在当代新诗的创作与理论领域，却出现了一种停滞不前、缺乏生命力的状态。这主要源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与汉语难以向西方文化和语言转化，而西方诗歌文化与语言又难以被缺乏本民族传统意识的诗歌作者与理论家自然吸收。
“食洋不化”的病症在诗歌创作和理论中愈发明显。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他文化”的吸收力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弱成正比。唐代之所以能广泛吸取西域民族、北方民族及佛教的文化，正是因为其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华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如消化力极强的胃，吸收了四方异域的文化，繁荣了本民族文化。
当代新诗不仅丢失了本民族的诗歌传统，更失去了对那个传统的记忆和感情。中华文化与其他以拉丁语为先祖的西方文化不同，无法自然相互吸收，因此必然会出现“食洋不化”的病症。这是当代诗歌失去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时代内容的发展，当代诗歌已无法退回到新诗运动初期的状态。中国诗歌在寻找与之相当的艺术形式，包括诗歌语言、内在结构、外在形态等。这些必须是有本民族实质性的和具有现代性的，单靠移植西方是绝对不行的。
21世纪中国新诗的存活，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复活并进入现代，与吸收外来因素之间的主次关系。没有传统，何谈创新？没有传统作为立身之地，创新很可能变为全盘西化。
因此，中国当代新诗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寻找自己的诗歌传统，激活它的心跳，挖掘出它久被尘封的泉眼。通过读古典文史哲及诗词、诗论，思考现代问题，使一息尚存的古典诗论进入当代的空间，贡献出它的智慧，协同解决新诗面对的问题。
历代中国文论中存在着大量对我们今日所思考的诗歌理论仍有意义的撰述。我们却往往习惯于引用西方理论，而忽视了自身传统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师洋师古应当成为回顾与前瞻的两扇窗户，同时拉开窗帏，扩大视野，恢复自己传统的活力，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的营养。
中国古典诗论在研究方法上与西方文论有着显著的不同。西方文论强调逻辑剖析，优点在于落在文本实处和清晰的抽象概括，但弊病在于容易刻板、枯燥、概念化。而中国古典诗论体系虽不十分清晰，却能以富有内涵和想象力的诗样语言传递给读者审美的智慧和哲理。
读古典诗论后，我们可以意识到西方的科学分析、逻辑推理、抽象名词杜撰等虽不失为一家之法，却并非唯一的方法。中国古典诗论的风格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灵活、深邃、玄远相匹配，对于诗歌这样内涵深、变幻多的文学品种，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着突出的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