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吕思勉与“整理国故”运动的交集

　　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学术领域也随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新史学逐渐酝酿并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其中，吕思勉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史家，其学术成就与“整理国故”运动紧密相连，成为了我们探讨中国史学转型的重要案例。

　　吕思勉被誉为“史学四大家”之一，然而长期以来，他的学术贡献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位“默默枯守，不求闻达”的学人，凭借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学术道路的重大突破。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吕思勉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揭示其史学转型的历程与内在逻辑。

一、吕思勉：从旧学到新史学的跨越

　　吕思勉的学术生涯，可以看作是一部从旧学到新史学的跨越史。罗志田曾评价吕思勉为“近代学术由旧转新的过渡人物”，这一评价准确捕捉了吕思勉学术生涯的重要特征。然而，更准确地说，吕思勉并非仅仅是“过渡”，而是已经成功“由旧入新”，进入了近现代学术场域。

　　以20世纪20年代为界，吕思勉的学术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此之前，他的研究虽然已向“新史学”靠拢，但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旧学色彩。然而，自20年代以来，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吕思勉的学术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积极投身运动，学术研究日益透现出“新史学”的气派，最终构建出宏通渊深的学术境界。

二、“整理国故”运动：吕思勉学术转型的催化剂

　　“整理国故”运动发端于“五四”时期，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学术的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吕思勉而言，这一运动不仅是他学术发展的重要背景，更是他实现学术转型的催化剂。

　　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下，吕思勉的学术研究开始摆脱旧学的束缚，向新史学迈进。他积极投身运动，参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不仅拓宽了学术视野，也深化了对历史问题的理解。这一过程中，吕思勉的学术面貌为之一新，他成功打通了“由旧入新”的学术途径，成为了新时代的史家。

三、吕思勉的学术起点与早期探索

　　吕思勉的治史之路始于青年时代。据他自述，自二十三岁以后，他便专意治史。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他第一次读遍了二十四史。而这一工作的完成，得益于他从屠寄（字敬山）问学之后的系统学习。

　　在屠寄的指导下，吕思勉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正史，并明确了初步的史学研究意识。然而，从师从屠寄到1920年，这15年间，吕思勉的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他自评甚低。在晚年的《自述》中，他列出了15部代表性著作，但均为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之后的著述。至于此前的史学著作，如《苏秦张仪》、《关岳合传》等，则鲜有提及。

四、吕思勉的学术心态与转型困境

　　吕思勉的学术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在决定“专意治史”之后，他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悲观彷徨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文中，更反映在他对早期学术资料的焚毁上。

　　1915年，吕思勉曾对1905年以来摘抄的大量资料进行焚毁，理由是劳神而无用。这一行为与他后来在史学方法中特为推崇的“史钞”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被焚毁的资料正是他从屠寄问学并确立“专意治史”阶段以来的产物。吕思勉的这一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他早期学术探索中的困境与迷茫。

　　然而，正是这种困境与迷茫，促使吕思勉不断反思与调整自己的学术方向。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下，他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史学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