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这是一个在《金瓶梅》研究领域中极为热门且充满争议的话题。它不仅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金瓶梅》作者研究”现象，更值得我们以严谨的态度去剖析。
研究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忽视对作者的研究。正如先哲孟子所言，读文章需“知人论世”。只有深入了解作者及其时代背景，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内涵。然而，当前一些批评家过于强调现代视角和文本阐释，却忽略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这显然是片面的。更何况，我国古代许多通俗小说家常使用化名进行创作与出版，这无疑为后世研究作者问题增添了诸多困难。
在众多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除了《儒林外史》的作者较为明确外，《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红楼梦》的作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而《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更是扑朔迷离，令人难以捉摸。但正是这种神秘感，激发了人们探索的热情。自《金瓶梅》问世以来，关于其作者的猜测层出不穷，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学术问题的探究热度更是居高不下。
据统计，目前已有上百篇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文章发表，多种专著出版，提出的人选更是多达50余个。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没有哪一部作品的作者研究能如此热闹，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然而，随之而来的也是大量的非议。有人将这种研究比作在“牛角尖里兜圈子”，认为《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课题，甚至有人直言研究《金瓶梅》作者问题是一种“可笑”的、“不科学”的“笑学”，是“伪科学”。
面对这样的争议，我们该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20多年来的《金瓶梅》作者研究热？又该如何评估其中的问题与成绩？这不仅仅关系到《金瓶梅》一部书的作者研究，更关乎古代文学研究如何选择课题、如何进行研究、特别是如何进行考证，以及寻求什么样的结论才是真正的结论等根本问题。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说法纷繁复杂，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集体创作”说，二是“个人创作”说。
在历史上，人们对《金瓶梅》的作者多持个人观点，如认为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金吾戚里”、“绍兴老儒”乃至王世贞等。然而，1954年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首次提出了“集体创作”说。他认为，《金瓶梅》并非出自某一位大名士或大文学家之手，而是由许多艺人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期集体创作而成的。
此后，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日本学者鸟居久晴教授赞同集体创作说，但更多学者仍倾向于个人创作。到了80年代，陆续有人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强调元明两代的长篇小说多是在说唱艺人长期流传基础上由某一作者加以写定的，《金瓶梅》也不例外。
在“集体创作”说中，徐朔方先生的论述最为详细且观点鲜明。他在《〈金瓶梅〉成书新探》一文中列举了十余条理由支持“《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金瓶梅》是“词话”，即“说唱艺术的底本”，因此不是作家个人创作；二是行文存在粗疏、重复以及颠倒错乱之处；三是抄引前人作品极多。
然而，对于徐先生的论证，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剖析。首先，关于“词话”的问题。的确，《金瓶梅》的最初印本名为《金瓶梅词话》。但书名被称之为“词话”就一定是“说唱艺术的底本”吗？就一定不是文人的个人创作吗？这显然值得商榷。因为当时人们的“小说”观念十分模糊，有时叫“小说”，有时叫“演义”，有时叫“传”或“志传”，有时就叫“词话”或“平话”。冠以“词话”之名的作品，既不一定是“集体创作”，也不一定就是“说唱艺术”。
因此，对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我们仍需保持开放和审慎的态度，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