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时代，我热衷于阅读散文，尤其对台湾文坛的三位大家——陈之藩、王鼎钧、余光中格外关注。他们的文字，如同三股清泉，滋润着我年轻的心田。后来，我有幸在香港向陈之藩先生请教，纽约拜访王鼎钧先生，高雄则与余光中先生促膝长谈。这些经历，不仅印证了我早年读书时的感悟，更让我对文与人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文学的众多体裁中，散文以其独特的魅力，最能流露作者的真性情。读王鼎钧的文章，我总能感受到一种“通达”的气质，这种气质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字中，更贯穿于他的人生哲学。
在纽约的地铁里，我体验到了美国精神的一面：涂鸦遍布，歌舞升平，这与我在广州、香港、北京、上海坐地铁的印象截然不同。然而，当我走出地铁，踏入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时，仿佛瞬间穿越回了中国的某个城区，广东话在这里同样适用。
2007年11月25日，我有幸造访了王鼎钧先生的家。那是一座不大的房子，却充满了中国气息，客厅里摆满了王太太精心插制的花束。那时，我刚在美国度过了第一个感恩节，当晚王太太准备去参加一个慈善晚会，临行前还为我们准备了热腾腾的饺子和火鸡肉。朋友们都亲切地称王鼎钧先生为“鼎公”，这个昵称源于他年轻时的绰号，如今听来既庄重又诙谐。
鼎公乡音未改，却已深深融入了美国生活。他笑道：“我到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是异乡。但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刚到美国旧金山时，朋友问他想吃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想吃麦当劳。朋友劝他那东西难吃，他却一把抓住朋友说：“哪个东西最难吃，我们就去吃哪个。”
鼎公夫妇都是虔诚的教徒，家里摆放着多种版本的《圣经》。他告诉我，美国百分之九十的家庭都有《圣经》，但有《圣经》的家庭中，百分之九十从来不看，这是教会自己做的调查。1978年，鼎公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到美国任职双语教程中心，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退休后，他定居在纽约法拉盛，过着简朴而充实的生活。
王鼎钧生于山东临沂，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后投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辗转安徽、河南、陕西各地。从流亡学校初中毕业即辍学从军，经沈阳、天津、上海到台湾。几十年来，台湾多次评选“十大散文家”，王鼎钧的名字始终名列其中。
尽管王鼎钧先生已经离台赴美数十年，但他的著作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我最关心的是他那一手好散文是如何练成的。王鼎钧说：“我是学小说不成，但把散文学会了。我那时候对通行的散文不满意，认为散文可以把小说、戏剧的技巧加进来，让散文有事件、有厚度。”
他提到，戏剧技巧能引人注意，让人集中注意力。因为看戏的时候不能三心二意，所以戏剧是集表演技巧之大成。但散文是自然的，不能过于戏剧化。因此，他在散文中融入了戏剧技巧，让散文既有可读性，又有厚度。
我提起他的散文在各个时期都有变化，王鼎钧说：“这是因为我不断学习。”他把文章分成三个阶段的成就：职业认可、社会认可、历史认可。他知道自己的底子不够，必须不断学习。
他自称是“三多”人生：第一是多难，灾难多就想得多，对人生的体验想得比较深刻；第二是多学，跟着潮流学，但又不学最尖端的，以免脱离读者；第三是多寿，有足够的时间学习。
2007年，王鼎钧回忆录的四部曲已经出版了三部，第四部《文学江湖》是写台湾三十年，我深表期待之情。王鼎钧说：“我现在写得很慢，材料太多，有时候觉得慢一点也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他提到，抗战、内战、台湾，很多人写过，但他写的有自己的特色。他认为，如果一个作家讲出来的话跟人家一样，这个作家就死掉了。只有说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
王鼎钧晚年致力于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的写作。他说：“我的写法跟任何人都不一样，我没有去想畅销、得奖或巩固社会关系。我的回忆录以记述和分析写成，避免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