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浩瀚海洋中，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这个名字，对于我而言，曾是一段陌生的旅程起点。多年来，我仅闻其名，知其为奥地利文学巨匠，却未曾深入其作品世界。然而，在中国读者中，茨威格并不陌生，他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甚至有一本关于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文学大师的传记，被选入中学教材作为参考读物。而他的中篇名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更是被改编成中国题材的电影，广受好评。
有趣的是，在我旅居美国求学与执教的岁月里，茨威格的名字鲜少被提及。直到我重返华人文化圈，才意外发现他的作品竟如此受欢迎。这种“后知后觉”让我深感惭愧，也激发了我深入探索茨威格文学世界的欲望。于是，我开始广泛阅读他的作品，至今已涉猎十余种，却仍只是他浩瀚作品中的冰山一角。
去年，友人赠我一本英文书籍《The Impossible Exile: Stefan Zweig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作者乔治·普罗契尼克（George Prochnik）以细腻的笔触，追踪了茨威格在美国和巴西的流亡生涯。书中内容丰富，细节入微，甚至有些琐碎，却生动描绘了这位犹太作家在纳粹阴影下的逃亡之路。
1934年，茨威格逃离纳粹德国，先至英国，后赴美国，在纽约北部郊区的小镇租屋而居。从那个时期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西装笔挺、留着小胡子的茨威格，脸上略显不安，却仍保持着贵族的矜持。普罗契尼克详细描述了茨威格在纽约的艰难生活，他不仅自己要面对生活的困顿，还要不断帮助其他欧洲流亡作家，忙得不可开交。
1940年夏，茨威格与第二任夫人萝特移民巴西，受到巴西社会的热烈欢迎。他们在巴西首都北部山区的小城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租了一栋别墅，表面上看似生活安定，然而，1942年2月22日，就在茨威格过完六十岁生日不到三个月，他与夫人竟双双服毒自杀，这一悲剧震惊了世界。
茨威格在巴西享有极高的声誉，他自己也对这片土地充满了热爱，甚至撰写了一本歌颂巴西的书，认为巴西的多元文化是未来世界大同的理想蓝图。那么，为何这位视巴西为人间天堂的作家，会选择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普罗契尼克在书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通过细节描绘，为我们提供了几条线索。茨威格的流亡生活受到了他声名的拖累，起初巴西官方对他隆重招待，但后来逐渐冷淡，部分巴西作家也开始对他有所微词，批评他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同时，他在欧洲的所有藏书都已荡然无存，手中只剩几本经典名著，这种欧洲文化遗产的失落，显然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使他感到与自己的精神故乡越来越远，最终走上了“穷途末路”。
这本书的中文译名意译得十分雅致，“放逐”的英文“exile”既指放逐的行为，也暗指茨威格这个自我放逐的人；“impossible”一词则语义双关，既指不可能，也指“穷途末路”的困境。书名副标题“Stefan Zweig at the End of the World”更是点明了茨威格走向世界穷途末路的过程。
然而，这本书并未对茨威格念念不忘的欧洲文明作过多描述，也许作者认为茨威格本人在他的大量著作中已经写得足够多了。但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我们更想探寻的是：为什么这个一去不复返的“老欧洲”文明对茨威格如此有吸引力？
同期流亡美国的欧陆作家中，不少人并未像茨威格那样眷恋故土以至于自杀。例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他在美国定居后，用德文写下了最后的巨作《浮士德博士》，批判整个德国文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则在美国成为名教授，用英语写作，赢得了美国学界和文化界的一致尊敬。更有不少欧洲电影界和音乐界的艺术家，如导演卢比西奇（Ernst Lubitsch）、作曲家科恩戈尔德（Wolfgang Korngold），他们流亡到好莱坞，将欧洲艺术风格引入美国通俗影片中，反而找到了新的出路。
这些人中，不少与茨威格背景相似，但他们的适应能力似乎比茨威格强得多。偏偏阿伦特对茨威格批判得最为严厉，她在一篇书评中毫不留情地指出，茨威格不过是一个不甘寂寞、喜欢附庸风雅的通俗作家，为了沽名钓誉，讨好维也纳保守的中产阶级，身为犹太人而毫不自觉。在阿伦特眼中，茨威格一无是处，只有几篇文章写得还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