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大半年的精心筹备，我踏上了“浙东唐诗之路”的踏勘之旅。不同于常规的起点西兴渡口，我选择了上虞的曹娥江作为此次文化探索的起点。原因无他，曹娥江上游的剡溪，正是通往这条诗路心脏——天台的门户。在六朝与唐人的浪漫想象中，天台、天姥、石梁与华顶山，皆是仙人居所，充满了神秘与诗意。
“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孟浩然在开元年间，便从洛阳出发，跨越千山万水，亲身探访这片仙境。而李白，则在一场梦幻般的旅程中，与剡溪的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他的诗句，至今仍回响在曹娥江畔。
在我手绘的地图上，这条由唐诗名篇串联而成的诗路，宛如一条璀璨的项链，从西兴古渡出发，穿越萧山、柯桥、绍兴，至上虞折而向南，再经嵊州、新昌、天台，最终抵达临海。它如一个巨大的“7”字，蜿蜒于萧绍平原与剡中盆地之间，而上虞，正是这条诗路由东向南的转折点。
对于唐代的旅行者而言，曹娥江与剡溪，无疑是这条诗路的门户。我乘坐高铁从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半小时的旅程，抵达绍兴北站，再驱车半小时，便来到了曹娥江边。正值日落时分，天空湛蓝如洗，江面上白云悠悠，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看见了唐朝的盛世景象。
“盛世入中古，衰年作诗人。”我虽未起作诗之念，但面对这千百年来被无数文人墨客吟咏过的流水与堤岸，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敬畏之情。回顾自己二十年的读书与写作生涯，从“现代性”的民国，一路追溯至晚清、晚明，再到这两年的追宋入唐，我的文学之路，仿佛与这条唐诗之路有着不解之缘。
两年前，我因对宋代词人李易安的痴迷而“入宋”。她的南逃之路、剡行道中的失窃、婺州的游历、杭州的骗婚经历，以及她那不朽的写作，都深深吸引着我。上海封控期间，我背着宋人文献回到老家，后来这些文字在小说家钟求是主持的《江南》杂志上以“清句照史”的专栏名发表，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然而，此番“入唐”，却与以往大不相同。我彻底告别了预设的观念，将行囊中的托尼·朱特和詹姆斯·伍德的作品清空，只留下了《孟浩然集》《李太白集》等原典。别了朱特，别了伍德，别了“现代性”，我愿意将你们留到来日的世界中，而我现在，只想沉浸在唐朝的风、雨、路与人之中。
曹娥江，这条从磐安逶迤而来的大江，如今阔大如许，也算得上是一条大江了。大江大河，总被赋予某种使命，但在我看来，当心不再是奔竞的心时，看河便仍是河了。六点钟，河上的夕光燃尽，一列动车驶经江桥，桥身与江上的灯影一同颤栗，仿佛在诉说着人世的苍茫与疑虑。
曹娥江向北，运河向东。向东是余姚，我的出生地，那里有黄宗羲和邵晋涵的姚江。越地的河流都是串在一起的，水系牵连着生民的饮食、风俗、口音。少时弄不明白，为何两县的接界处口音都一般无异，原来还是在同一方水土里呀。
第一夜下榻上虞的酒店，作家陈荣力安排的臭三蒸、梅干菜烤肉、白杨梅等美食，让一拨上海客人赞不绝口。这也是长于斯土的一代人共有的口舌记忆吧。而梅干菜，正是我小时候饭桌上的长菜，家母总要将其蒸得发黑，蒸出汁水以充酱油。如此说来，这条“浙东唐诗之路”，也是我家门口的一条诗路了。
少时读施肩吾的“半夜寻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触云行”，总疑心他是打着火把上山的；又读刘长卿的“天寒白屋贫”，想象着柴门外忽传犬吠声，原来是风雪中有人归了家门。唐人心事何等幽绝！原来，像施肩吾、刘长卿那样雅爱此间山水的诗人们，本土的、来做官的、从京洛远道赶来散心的，竟有数百位之多。而整部《全唐诗》的作者，有名可稽者，怕也不会超过五千人吧。当时江南东道的越中，热闹非凡，比之长安道中，怕也是不遑多让。
三天才们为何成群结队而来？他们追踪的，还是晋室南渡以来那一脉风雅的余绪吧。再加上公元四世纪以来的越中，佛道相谐，更添了几分神秘与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