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迎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盛事——“陈传才助学金”完成了首届评选。这项助学金，源自文学院已故教授陈传才与其夫人岳同的慷慨捐赠，旨在为贫困学子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持，助力他们追逐学术梦想。在这份温暖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关于教育、传承与奉献的动人篇章，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1936年12月27日，陈传才诞生于广东省普宁市赤水村的一个普通家庭。受拳师祖父的影响，他自幼便习得一身好武艺，身体健壮。然而，祖父对他的期望远不止于此。在回忆录中，陈传才深情地写道：“村子里的人普遍缺乏文化，祖父希望从孙子辈起，能培养出一批有文化的人。”
当少年陈传才吟诵起“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时，祖父感慨万千，开始向他讲述许多关于读书的道理。虽然当时的陈传才大多听不懂，但“刻苦读书，做一个像七叔公那样的教书先生”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成为了他童年的梦想。
七叔公，作为陈传才的启蒙老师，是村里最有学问、最受尊敬的长者。他待人和蔼可亲，总是慈眉善目地与大人小孩打招呼，没有一点大人物的倨傲。这种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传才，让他多年后无论身处何地，都保持着“没有一点架子”的谦逊与和蔼。
怀揣着“当一名语文老师”的理想，陈传才在初中毕业后选择了到韩山师范学校（今韩山师范学院）继续深造。在韩山师范读到三年级时，他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选拔到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初中师资训练班接受培训。
一年后，成绩优异的陈传才留校任教，在师训班语文科担任辅导老师，终于实现了教书育人的理想。然而，1957年师训班停办的消息传来，年轻的陈传才面临着两个选择：去山区教中学，或考大学深造。怀着对知识的渴望，他毅然选择了后者，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
由于当时没有中文专业，他选择了相近的新闻专业。多年后，他还能清晰地记得语文试卷的一些题目，其中作文题是“一本书的读后感”。他曾自豪地给学生们描述过当年语文考试的情景：很快就答完了，最后还赋诗一首。据他的硕士生李勇回忆，“赋诗一首”为陈传才赢得了额外的加分，其作文总分是考生里最高的。
1961年，陈传才从人大新闻系毕业，留校担任语文系系主任何洛的助手，兼文学理论研究班教学秘书。这个文研班在当时被誉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黄埔军校”，班主任是时任文研所所长的何其芳。作为教学秘书，陈传才负责开班务会做记录、联络校内外专家等工作，同时还需要提前听一遍课程，记录要点并编成讲义，再刻成蜡版印发给学生。
这个过程极大地夯实了他的学术功底，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几十位中外文学领域的学术翘楚，为他日后成为文艺理论界的权威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传才对学生的学术要求极其严格。他会逐字逐句批改论文，“一页一页他都要亲自改”；会在假期布置书目，要求写书评，而后将这些书评结集出版；会要求学生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做笔记——将一页纸一分为二，左侧2/3摘录原文，右侧1/3写思考心得。这种独特的记笔记方法，至今仍被他的学生李勇沿用。
他反对学术上的浮躁风气。当发现学生花精力用于写书评赚稿费而非基础理论学习时，他会及时批评引导：“要更专注于学业，不能急于挣这些外快。要以理论研究为主，扎实基础理论功底。”
要求严格的同时，陈传才也对学生关怀备至。他的博士生陈阳对此深有体会。考博之前，陈阳有一次前去拜访，陈传才竟然清晰记得他的硕士论文内容。这令陈阳感动不已：“我不是他的硕士，他却能记住我的论文，说明他肯定认真仔细读过。陈老师的学养对我的从教生涯，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对学生的关心、理解、包容，对于学生来说真的很重要。”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对学生的关爱不仅限于自己的学生。赵勇报考博士时同时报考了人大和北师大，陈传才在回信中悉心指导备考，还介绍有考试经验的学生给赵勇，“密密麻麻写满两页纸”。“1999年这一年，北师大和人大都录取了，陈老师对我也很有期待。但我最后没有去到陈老师门下读书，我觉得很愧疚。”赵勇回忆道，“后来读博，我跟陈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严格来说我们不是师生关系，但我自称是他的编外学生。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时，陈老师是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
陈传才在文艺理论领域成就斐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2部，主编大型类书和丛书两套12本，并在全国重要报刊杂志发表论文96篇。他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艺术本质特征新论》《文学理论新编》《文艺学百年》《中国20世纪后20年文学思潮》《当代审美实践文学论》等。
其中，《文学理论新编（修订本）》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文艺学百年》入选北京市社科联和北京出版社“中国学术百年”大型丛书。在学术思想上，他特别强调“人文精神”，认为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人格的塑造和精神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