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谈及读书，我的思绪便如潮水般涌来。自幼识字以来，不过短短几年，我便踏上了阅读之旅。记得四岁那年，母亲递给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那些“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的字眼，是我最初对文字世界的认知。但真正让我沉浸其中的，却是七岁时那本自己翻阅的《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开场白，仿佛开启了我对历史长河的无限遐想。
每晚饭后，舅父杨子敬先生总会为我们几个表兄妹讲述一段《三国演义》的故事。那些“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的传奇，听得我如痴如醉。然而，舅父每次只讲半小时便匆匆离去，留下我对故事后续的无限悬念。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含泪上床，心中却暗暗发誓，一定要自己读完这本书。于是，我咬紧牙关，拿起那本略显沉重的《三国演义》，尽管字音读得不对，比如“凯”念成“岂”，“诸”念成“者”，但那份对知识的渴望，让我越看越懂，越读越爱。
读《三国演义》时，我曾为关羽的死痛哭流涕，将书弃之一旁；后来，又为诸葛亮的逝去再次落泪，书页间仿佛浸透了我的悲伤。最终，不知何时，我读完了全书，迎来了“分久必合”的结局。与此同时，母亲针线笸箩里的《聊斋志异》也成了我的常伴。那些短篇的文言故事，不仅让我随时能沉浸其中，更对我的作文课大有裨益。老师曾在我的作文本上批注“柳州风骨，长吉清才”，尽管那时我尚未读过柳宗元和李贺的文章，但那份用文言写作的自豪感，已深深烙印在我心中。
《三国演义》激发了我对章回小说的浓厚兴趣，尤其是那部讲述“官迫民反”的《水浒传》。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物，个个生动鲜明，他们的故事让我气愤填胸，也让我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相比之下，《荡寇志》中缺乏个性的人物，显得黯淡无光。而《精忠说岳》，尽管岳飞是我从小崇拜的英雄，但书中并未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不过，我对古典诗词的热爱，却让我能够从头背到底的，只有岳武穆的《满江红》和李易安的《声声慢》，尤其是那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写尽了人生的无聊与失落。
十一岁时，我回到故乡福州，在祖父的书桌上发现了林琴南老先生赠送的《茶花女遗事》。这本书让我对林译外国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手里有几角钱，我便会请人去买林译小说来看。这些小说不仅让我了解了外国的人情世故，更拓宽了我的视野。十二三岁时，我初次接触《红楼梦》，起初对贾宝玉的女声女气和林黛玉的哭哭啼啼感到厌烦。然而，中年后再读此书，我才真正体会到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所蕴含的一个朝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
读书，成了我生命中最大的快乐。它不仅让我获得了知识，更让我学会了做人处世的“独立思考”。这些道理，是《修身》课本中无法学到的。自1986年从日本访问归来后，我因伤腿闭门不出，“行万里路”已成奢望，“读万卷书”便成了我唯一的消遣。每天，我都会收到许多书刊，从中了解了许多事情，也认识了许多人物。书看多了，我自然学会了挑选和比较。精彩的《西游记》让我爱不释手，而烦琐的《封神榜》则被我弃之不顾；人物如生的《水浒传》让我百读不厌，而索然无味的《荡寇志》则再也提不起我的兴趣。
对于现代的文艺作品，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那些写得朦朦胧胧、堆砌华丽词句、无病而呻、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文字，我一看便从脑中抹去；而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质朴浅显的篇章，哪怕只有几百几千字，也往往让我心动神移，不能自已。书看多了，我深刻体会到了一个道理：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因此，当某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个儿童刊物邀我为儿童写几句指导读书的话时，我只写了九个字：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九个字，不仅是我对读书的深刻感悟，更是我对下一代的殷切期望。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书的海洋中遨游，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