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永梅的案头，静静躺着一本本旧书，它们不是普通的书籍，而是她教学生涯中最为珍贵的记忆。从1994年踏上讲台至今，三十余载春秋，她始终坚守在小学语文高段教学的岗位上，手中的课本换了一版又一版，从黑白铅字到彩图精装，从简化篇目到新增经典，但唯独那几本翻得卷边的旧课本，被她视若珍宝，珍藏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
这些旧课本，封面早已褪去了鲜亮的色彩，边角被岁月磨得发毛，有的地方还粘着泛黄的透明胶带，那是早年修补时留下的痕迹。书页间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不同颜色的批注：蓝色钢笔标注着易错生字的笔顺与近义词辨析，红色水笔圈点着段落分层与中心思想，铅笔勾勒的则是课堂互动设计。偶尔，还能发现几行稚嫩的字迹，那是往届学生偷偷留下的心里话，每一笔每一划都藏着难忘的教学故事。
刚参加工作时，黄永梅才二十出头，握着粉笔的手总会微微发颤。高段语文不像低段侧重识字写字，更讲究文本深度与思想启蒙，这对新人的她来说是不小的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激发了她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热情。
1995年，在教五年级《狼牙山五壮士》时，那本黑白印刷的课本上，她用蓝笔密密麻麻画满了狼牙山地形简图，标注出五壮士“接受任务—诱敌上山—引上绝路—顶峰歼敌—跳下悬崖”的路线。那时没有多媒体，她就拿着地图，结合课文里“石头像雹子一样”的描写，模仿枪声、呐喊声，让学生闭眼想象战斗场景。课后，一个男生红着眼圈说：“老师，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视死如归’。”这句话，被她悄悄写在了课文末尾的空白处，至今清晰可见。
在黄永梅的教学生涯中，经典课文的教学总是让她格外用心。2003年教《灯光》时，她翻出旧课本，上面贴着一张剪报，是当年收集的老战士回忆解放战争的文章。课堂上，她先让学生闭上眼睛，听她朗读“漆黑的夜空里，微弱的火光像一颗星星”，再结合剪报里的故事，讲战火中孩子们求学的艰难。有个女生突然举手：“老师，郝副营长没见过电灯，却愿意为电灯牺牲，他真的很伟大。”那节课后，班里很多孩子主动在作业本上写下“珍惜现在的学习时光”，她把这些句子摘抄在课本的页边，让文字里的家国情怀，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养分。
为了讲好朱自清的《匆匆》，她反复研读原文，甚至摘抄了他的《春》《背影》等散文揣摩心境。旧课本上，“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这句话被她用红笔圈了三道，旁边写着“用学生熟悉的‘沙漏’‘日历撕页’类比，引导体会时光易逝”。那节课，她带学生们观察教室窗外的梧桐树，从春日抽芽到秋日落叶，再回到文本里的时光感悟，孩子们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第一次说出“原来课文里的道理，就藏在我们身边”。
高段教学中，经典文言文是重点也是难点。2005年带的那届毕业班，课本里的《两小儿辩日》让不少学生犯了难。她翻着旧课本，上面还留着当时的备课痕迹：画简笔太阳、标注“沧沧凉凉”“探汤”的生活化解释，甚至记下了“找两名学生模拟辩论”的互动设计。课堂上，她让学生们分组扮演两小儿和孔子，用白话还原辩论场景，再逐句对照原文翻译。有个调皮的男生辩论到兴起，拍着桌子说“太阳中午离得近，因为中午晒太阳更热”，引来全班哄笑。她没有打断他，而是顺着他的话引导大家查资料、辨对错，那节课后，不仅是《两小儿辩日》，连后续的《学弈》《伯牙鼓琴》，学生们都学得格外投入。
教《卖火柴的小女孩》时，她经历了明显的教学思路转变。课本里只有文字描述，她只能靠朗读和讲解，让学生体会小女孩的悲惨。有个学生听完问：“老师，她为什么不找警察叔叔帮忙？”这个问题让她愣住，也让她意识到，要让新时代孩子理解旧时代的苦难，不能只停留在文本表面。后来再教这篇课文，她找了不同版本的动画片段、收集了19世纪欧洲底层儿童的生活资料，还设计了“今昔童年对比”活动。当学生看到小女孩赤脚走在雪地里的画面，再对比自己的羽绒服、暖宝宝时，不用多说，他们就红了眼眶。有个孩子在读后感里写：“原来我习以为常的温暖，是她拼尽全力也得不到的奢望。”这句话，被她工工整整抄在旧课本的扉页，时刻提醒自己，高段教学要兼顾共情与认知。
2015年教《只有一个地球》时，这篇课文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对高段学生来说，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不算难，但要真正触动内心却不易。她翻阅着案头的旧书，寻找着教学的灵感与智慧，继续在教育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