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学术背景与阅读感受

　　田晓岫女士所著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一书，自2001年由华夏出版社（北京）出版以来，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一名中国古代史断代领域的学者，我在拜读此书后，深感其内容丰富、视角独特，同时也对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产生了自己的思考。需要声明的是，由于我的专业领域有限，无法全方位把握整个历史过程，因此所作评论可能存在不确切之处，甚至会出现非专业用语，还望读者谅解。

　　在阅读过程中，我特别留意了唐际根在《读书》2002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该文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界“以考古资料证明某些文献记录”现象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唐文指出，中国学者中确实存在一批“证史学家”，他们简单而危险的研究方法可能不利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这一观点引发了我对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问题的深入思考。

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挑战与机遇

　　从考古学专业的角度来看，某些历史学者在研究早期历史的发展过程时，对考古资料的利用可能并不恰当，甚至存在超越考古规则的现象。然而，历史学者对早期历史的研究，除了文献之外，考古发掘的任何东西都成为他们参考借用的材料，这本身也是历史学学科研究的规则。因此，二者的结合成为现今学术研究的通行方法。

　　我深知唐文的用意，作为非考古专业者，我们在利用考古成果时，必须谨慎、仔细、符合规则。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早期即夏商周历史时，我常常感到十分棘手，不知如何是好。田晓岫的这部专著恰恰就涉及到这个领域，但她本人曾就学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结合，以这样的学业身份进行研究，应该说是符合学术规范的。

《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独特视角与学术价值

　　田晓岫在书中明确表示，本书的撰写“拟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包括其中所含现存各族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一些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发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这一说法符合民族学学科的规则，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是该学科的内在属性之一。

　　田晓岫之所以刻意地强调“民族学的角度”，是因为她的工作单位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该系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在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她本人也以此擅长，因而从这个角度研究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也就顺理成章。然而，这就必然涉及到远古时期的历史，考古发掘的资料就势必为其所用。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民族学、历史学的研究与考古学成果的结合问题。如何按照研究规则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中华民族课题的学术研究与田晓岫著作的独特性

　　田书涉及的中华民族课题，是最近十余年学术界着力的热门。就我手头掌握的著作而言，就有费孝通等撰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潘龙海等人的《中华民族学初探》等多部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从整体上讨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多数从历史学学科的角度论证，也有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至于对中华民族之内的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进行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可以说，近20年来大陆学术界对中华民族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田晓岫的著作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但本书又不完全同于上述作品。我认为其特点主要有：本书研究的范围包括自远古至清朝时期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按照历史学的分期属于古代史阶段。但作者研究的重点则是远古和夏商周三代，秦汉以后王朝时期的内容也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种研究视角和范围的选择，使得本书在学术界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