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节编《红楼梦》：写实召唤下的文艺观念革新

茅盾与《红楼梦》节编的缘起

　　1934年，正值《子夜》出版一年多后，文学巨匠茅盾受开明书店之邀，承担起了《红楼梦》的节编重任。这一举措，原本旨在为青少年打造一个“洁本”版本，便于他们阅读与理解这部古典名著。然而，茅盾的删削力度远超预期，竟将原著删去了五分之二，其删削原则之极端，一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这一行为，看似与茅盾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相悖，实则蕴含了他对文艺观念的深刻思考与革新。

　　开明书店的初衷，是鉴于当时青少年阅读古典长篇小说的实际困难：字数繁多，且部分内容对青少年成长不宜。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删节，保留精华，去除冗余与不适宜部分，为青少年提供一个更为合适的阅读版本。茅盾作为《红楼梦》的节编者，以亚东图书馆翻印的“程乙本”为蓝本，进行了大胆的删削与重构，1935年，这一版本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并在随后多年内多次再版，成为青少年喜爱的经典版本。

《红楼梦》在1920年代的批评语境

　　回溯至1920年代，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编辑汪原放计划出版一系列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古典小说，其中《红楼梦》便是重头戏。这一计划得到了陈独秀的大力支持，胡适也积极参与其中，为《水浒传》撰写了数万字的考证文章，陈独秀则亲自为《红楼梦》撰写新叙。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通过详尽的史料考察，提出了《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之作，曹雪芹便是书中那个深自忏悔的“我”，这一观点对后世红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它老老实实地描写了“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这一观点，与当时盛行的“索隐派”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而陈独秀则从近代中西小说区别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小说应专注于书写“人情”，而非沉迷于“故事”，《红楼梦》的故事因未与历史分工而显得琐屑可厌。

茅盾节编《红楼梦》的深层意义

　　茅盾在节编《红楼梦》的过程中，不仅删削了大量内容，更在无形中表达了自己从信仰西方文艺思潮进化论到唯物辩证法的转变决心。这一转变，与当时文艺界思潮观念的起伏变化紧密相连，成为了一个典型例证。茅盾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他对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重新认知，更为他日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同和实践埋下了伏笔。

　　写实，作为一种召唤，始终贯穿于茅盾的文艺观念之中。他在节编《红楼梦》的过程中，通过删削与重构，表达了自己对写实主义的深刻理解与追求。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古典小说的重新阐释，更是对当时文艺观念的一次重要革新。

茅盾节编《红楼梦》的后续影响

　　尽管茅盾的节编工作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大多仅在归纳他的古典文学研究时稍作提及，但其深远影响却不容忽视。1982年，宝文堂书店重印了这一版本，之后又有多家出版社再版，多以青少版名之。这一版本的流传，不仅让更多青少年接触到了《红楼梦》这部经典之作，更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茅盾的文艺观念与写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