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等众多蔡门弟子曾深情回忆，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两年，东邻日本虎视眈眈，战争阴云密布。彼时，蔡元培先生亲临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设宴款待，席间以西膳相待。蔡元培先生心怀家国，苦口婆心劝诫汪精卫转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言行，坚定抗战国策。他言辞恳切：“关于中日之事，我们应坚定不移，以大无畏精神抵抗，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定有出路。”言罢，泪水夺眶而出，滴入酒杯，他毅然端起那杯掺泪的葡萄酒，一饮而尽。此情此景，令在座众人动容，无不肃然起敬，而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
爱国，或显于叱咤风云，或寓于温言规劝。蔡元培先生的性格，恰如“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八字所描绘，既温润如玉，又刚毅不屈。蒋梦麟作为蔡元培的早期弟子，与其共事多年，对乃师性格了如指掌。他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写道：“蔡先生从不疾言厉色，但在气愤时，其言辞却如法官宣判般简洁明了，又如绒布下藏着的匕首般锐利。”
蔡元培先生处事，小事以圆融为怀，大事则坚守原则。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讲求“和”字，但此“和”非和稀泥之“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之“和”。黄炎培曾回忆，在南洋公学任教时，蔡元培先生对全班四十二人，每生隔十来日便聆训话一次。入室则见图书满架，先生长日伏案，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令学生大悦服。其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
唯仁者爱人以德，成人之美。蔡元培先生心地善良，平生不知拒绝他人求助。晚年，他常为人写推荐信，一写便是数封，多则十来封，几乎有求必应。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揭示了蔡先生的仁者心法：“蔡先生待人接物，皆先假定其善，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进说，先假定其意诚，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相反。如此，虽或上当，但正如孟子所言‘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在蔡元培先生心中，只有“道心惟微”，而无“人心惟危”。他始终相信人类趋善求美是主流，值得竭力推动。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北大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请求老校长推荐工作。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该青年学有所成。推荐信不久即生效，但青年报到时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机关负责人写信询问，蔡元培回复：“不必在意是否北大生，只要看其是否人才。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非人才，断不可用；无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理应录用。”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工作，特意写信向蔡先生道歉并感谢。
蔡元培回信时，未责备对方蒙骗，反而勉励其努力服务社会。他不惮烦劳，为素不相识的青年写推荐信，除爱惜人才外，更因他坚信：“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
有人误以为蔡元培是雄辩滔滔的演说家，实则不然。他平日集会言讷，但与人交接则侃侃而谈。他最爱谈论的话题非时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无论当教育部长还是北大校长，他都偏重于理想，确立宗旨，制定方针，而不羁縻于行政。
蔡元培知人善用，总能擢选到好搭档，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傅斯年等，个个都是治学高才、治事高手，为他打理实际事务。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的信中评价道：“蔡先生能充分信用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挺身负全责；若有成功，则归功于主任。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
蔡元培的人格魅力，怎么高估都不为过。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均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乐于为他效命。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和文化界，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无人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