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途中，有兄弟姐妹相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小时候，我们不缺玩伴，嬉戏打闹间，童年的快乐被无限放大；长大后，这份亲情化作无形的力量，让我们在相互的关心与照应中，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与安心。回想起过去，生活虽不富裕，但家庭中孩子众多，谁家没有三五个孩子呢？那时的我们，梦想着婚后能拥有儿女双全的幸福，男孩培养成勇敢的男子汉，女孩则温良贤淑，成为父母的贴心小棉袄。
然而，命运弄人，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让许多人的梦想化为泡影。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上山下乡的洗礼，归来后又面临着就业的困境。计划生育的严格实施，使得独生子女成为常态。一个孩子，自然成了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在两代人的呵护下成长，虽少了些磨炼，却也多了几分娇纵。但细细想来，独生子女也有他们的不易，中年后面对逐渐老去的父母，那份孤独与压力，又有谁能真正体会呢？
与独生子女相比，有兄弟姐妹的我们，无疑多了几分幸运。兄妹多，可以轮流照顾老人，减轻生活的压力；面对困难与挑战，也能携手共进，共同承担。记得我家兄妹四人，哥哥长我三岁，妹妹小我三岁，弟弟则是在父亲近50岁时才降临人世。那天，父亲从医院归来，兴奋地告诉我们有了个弟弟，让我们要好好对待他。哥哥作为家中的老大，更是兴奋不已，他沉稳的性格下，藏着一颗对弟弟妹妹无比关爱的心。
哥哥上中学后，经常从学校借书回来看，我也跟着沾光。记得第一本书是《没有头脑和不高兴》，那时的我，笑得前仰后合，完全沉浸在书中的世界里。后来，《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更是激发了我对知识的渴望。哥哥上初二时，看完书就放进抽屉里，还嘱咐我不许偷看，这反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趁他不在家时，我偷偷翻开，原来是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描写农村的事，语言纯朴，让我倍感亲切。
1966年5月，“文革”的爆发，让中学生们忙得不亦乐乎。哥哥也不例外，他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背着黄书包，与同学一起写大标语、散发传单，甚至还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初中毕业后，他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到了昌邑北乡宋庄。三年后，他又报名参军，服役于福州军区警卫营，后来还成为了开国少将朱耀华的警卫员。
1975年初，哥哥面临复员，首长给了他三个选择：下放连队担任副连长、复员回青岛、或分配到福州市政府机关。当时，青岛市又掀起了上山下乡的运动，政策多变，每家只能留一个人在城里就业。考虑到家中的情况，我选择了下乡。母亲则不断写信催促哥哥回青岛，他无奈之下选择了回青。回来后，他分到了粮食部门工作，从青岛米厂到第二粮库，再到市粮食局武装部，最后担任了青岛市粮食批发市场主任。
而我，于1975年4月报名下乡，随市纺织系统到平度云山公社刘河甲大队插队落户。作为知青组长，我白天带领大家下地干活，晚上组织知青读书看报。我提议知青组和大队团支部联合组织团员青年到山上开荒种地，铲除的荒树杂草堆满了知青院子。大队书记刘全美看了乐呵呵地说：“这些柴草够你们烧一个冬天了。”第二年，公社党委培养知青典型，让我担任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是个出力的差事，但我乐在其中。每天早晨4、5点钟挨家挨户喊社员起来集合分配活计，锄地、拔草、推车送粪、种庄稼……晚饭后，社员们集中在生产队部里聊天抽烟等待记工分。那时1工分是1角钱年底统一结算分配一天最高分是10分。会计报人名队长说几分就记几分公开透明。
下乡后哥哥经常给我写信分享他的下乡经历和一些经验之谈。小学五年级的弟弟也给我写信告诉我他按我的要求每天早晨坚持跑步并在学校春季运动会上获得了800米第二名。信封里还夹着两斤粮票也不知他从哪儿弄的。这份兄妹间的情谊与关怀让我倍感温暖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