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文学史家，在编撰‘五四’以来文学运动历史时，将如何记载和评价那个结束十年动乱、百废初举、转机纷呈时期的报告文学成就与特色？”40多年前，评论家刘剑青在论评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坚信，时代、历史和人民有权要求将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品，书写成独立而辉煌的一章。
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评奖于1981年3月动议，次月正式决定举行。据张光年1981年4月7日的日记记载，经过讨论，大家同意由《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两家合办，并设立了以冯牧为首的评委会，以及由阎纲、周明等组成的工作组。刘剑青，作为当时主持《人民文学》日常编务的副主编，成为了这次评奖工作的具体组织者之一。
刘剑青真切见证并强烈感受到了新时期初报告文学的“春潮起涨”，他期待未来的文学史家能对这一时期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少在已有的重要文学史著作中找到报告文学“独立辉煌的一章”。
当代文学史对报告文学的处理大致有三种模式：大多数文学史不将其列为论述对象；有些文学史将其归入散文大类进行简略介绍；只有少数文学史，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设置了专章来叙述报告文学的发展态势和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
有学者指出，“将报告文学视为‘边缘’文类，并将其排斥在‘当代文学’之外的做法，已逐渐凝固为文学史叙述的共识”。这种忽视或轻视报告文学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治史者信奉文学即虚构的偏颇之见，以及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学研究的学科化程度严重不足。
在学术界和评论界，大量学者和评论家专注于小说、诗歌的研究，而专门研究报告文学的专业队伍尚未形成。这种势单力薄的状况，无法从学术上支撑起报告文学的历史化建设。一些研究者对新时期文学中的报告文学知之甚少，导致文体观念上的厚此薄彼，以及报告文学研究自身的偏弱。
然而，报告文学作为“独立辉煌的一章”，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客观存在。抽去或遮蔽这一章，不仅是对报告文学的“视而不见”，而且所建构的文学史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非历史”的。因此，重视在文学史完整的视域中对新时期报告文学作深入研究，勘测其事，论述其时独特的文体创造价值，彰显它本有的文体史、文学史贡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文体的命名可知，报告文学并非一种早就生发的文体，而是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到来才生成的。这一文体发生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在更大程度上有了更多的流动性便利。首先是人的流动，人有了由“乡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的可能。其次是信息的流动，随着具有现代社会传播意义的报刊媒介的规模化发展，新闻文体也应运而生。报告文学正是其中的一种新闻文学。
日本研究者川口浩曾明确指出：“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是Reportage的译语。这，是从外国语Report而新造的术语。这种文学形式，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报纸成为报告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而流动社会的读者则是它的基本受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