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文学史家，在编撰‘五四’以来文学运动历史时，将如何记载和评价结束十年动乱、百废初举、转机纷呈时期的报告文学成就和特色？”这段话出自40多年前评论家刘剑青对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评论。1981年3月，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评奖动议，次月正式决定举行。据张光年1981年4月7日的日记记载，评奖工作由《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两家合办，评委会以冯牧为首，工作组由阎纲、周明等组成，旨在形成一个备选名单，并征求各地编辑部意见。
刘剑青，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是这次评奖工作的具体组织者之一。他真切见证并感受到新时期初报告文学“春潮起涨”的现场和卓然的“成就和特色”。他期待“未来的文学史家”能对这一时期的创作“写出独立辉煌的一章”，这既源于他对新时期报告文学文体价值的深刻认知，也体现了他对文学史家的信任。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少在已有的重要文学史著作中找到报告文学“独立辉煌的一章”。
当代文学史对报告文学的处理大致有三种模式。其一，大多数文学史不将报告文学创作列为论述对象。其二，有一些文学史将其归入散文大类作较为简略的介绍。例如，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新时期文学（1978-2000）”专章第四节“新时期散文”中，以“徐迟、黄宗英等”标目，叙述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创作。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则在第五编“当代文学的启蒙时代（1977-1989）”的“新启蒙时代的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一章中，以“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节，展示作家作品的基本情况。
其三，以专章叙述报告文学的，目前笔者仅见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部文学史设置有“报告文学的跃动”一章，对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态势作了概述，并论述了徐迟、黄宗英等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然而，正如有学者所言，“将报告文学视为‘边缘’文类，并将其排斥在‘当代文学’之外的做法，也逐渐凝固为文学史叙述的共识”。
当代文学史对报告文学这种普遍性的忽视或轻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治史者信奉文学即虚构的偏颇之见，人为地排斥叙事性非虚构创作的入史。此外，这也与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学研究的学科化程度严重不足有关。在学术界和评论界，有大量的学者、评论家研究小说、诗歌，他们主导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而专门研究报告文学的专业队伍似乎尚未形成，势单力薄的“散兵游勇”无法从学术上支撑起文体的历史化建设。
一些研究者对渐行渐远的新时期文学已不甚了了，对其中的报告文学更知之甚少。这样，文体观念上的厚此薄彼以及报告文学研究自身的偏弱，致使刘剑青式的“希望”变为失望，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然而，报告文学作为“独立辉煌的一章”，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客观存在。抽去或遮蔽这一章，不仅于报告文学是“视而不见”，而且由此所建构的文学史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非历史”的。
从文体的命名就可知道，报告文学并不是一种早就生发的文体，而是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到来才生成的。这一文体发生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在更大程度上有了更多的流动性便利。所谓流动性便利，首先是人的流动，人有了如梁启超所说的由“乡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的可能。其次是信息的流动，随着具有现代社会传播意义的报刊媒介的规模化发展，新闻文体也应运而生，报告文学正是其中的一种新闻文学。
对此，日本研究者川口浩有过明确的指说：“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是Reportage的译语。这，是从外国语Report而新造的术语，大概，在外国字典上还没有这个生字。这种文学形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报纸成为报告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而流动社会的读者则是它的基本受众。
正是在这里，重视在文学史完整的视域中对新时期报告文学作深入研究，勘测其事，论述其时独特的文体创造价值，彰显它本有的文体史、文学史贡献，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报告文学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价值和时代创造不容忽视。只有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报告文学，才能构建出更加完整、真实的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