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受邀为周忠和院士的散文随笔集《我的科普之道》撰写序言。作为一位在国际古生物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周忠和院士不仅以其对鸟类演化的突破性研究闻名于世，更在科学传播领域展现出非凡的领导力与热情。吴国盛教授在拜读全书清样后，深感震撼，决定分享他的深刻读后感。
周忠和院士，作为国际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其关于鸟类演化的研究彻底改写了我们对鸟类起源的传统认知。他所领导的团队在热河生物群的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为国际学界所赞誉。然而，周忠和院士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还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现任理事长，致力于科学精神的普及与传播，撰写了大量深入浅出的进化生物学和古生物学文章，深受读者喜爱。
在《我的科普之道》中，周忠和院士不仅展现了他在专业领域的深厚造诣，更深入探讨了科学精神、科技管理体制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些全面而深刻的思考，让吴国盛教授深感共鸣，甚至有拍案叫绝的冲动。
中国，作为非现代科学的发源地，科学精神在文化传统中始终显得薄弱。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的引入更多是出于国家振兴的现实需求，而非纯粹的科学追求。这种背景下，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在中国大行其道，而科学精神的理解、传播和接受则一再被耽搁。竺可桢先生曾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但在过去近百年的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这种超越功利的科学观却显得细弱游丝，难以蔚然成风。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科学研究成为了一个高度职业化的文化事业。各国政府纷纷投入重金支持科学研究，科学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追求真理也不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动机。名誉、金钱、利益开始贯穿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运作之中。如何在追求真理与获取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成为了现代科学家行为规范的主要着眼点。
在中国，由于科学精神、兴趣驱动和真理导向的科学研究传统的缺失，学术不端行为更加普遍，约束也更加乏力。国家层面上如何合理配置科研资源、如何调动科学家积极性，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周忠和院士在书中直面这些问题，如在业绩评估中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导致不鼓励高风险的原始创新，以及标准单一化、缺乏分类评价体系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作为一位优秀的科学传播家，周忠和院士的文字独具特色。他的文章平实中见深刻，温和中藏锋芒，不急不徐，娓娓道来，偶尔还来点幽默。在批评中从不居高临下，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克制和善意。这种文字风格，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深刻感受到一位当代中国科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真理的执着、对社会的关切和责任感。
在这个科技主宰人类命运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周忠和院士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不仅深耕专业领域，追求卓越，更心系社会，在公共领域发光发热。科学家们主动参与科学文化建设，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真正获得深厚的文化支撑与持久的精神动力。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科学家能够像周忠和院士一样，为中国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