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孝通先生辉煌的学术生涯中，《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无疑是其最为独特的两部作品。这两部著作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既不同于费先生早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社区研究，也与同时期的《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社会转型论著有所区别。它们不仅展现了费孝通对社会学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了他对人类存续与传统文化现代命运的深切关怀。
在《生育制度》中，费孝通沿着其社会人类学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弗思的学术路径，从亲属制度入手，深入探讨了人的生命延续之本。而《乡土中国》则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研究，围绕“家三角”及其扩展模式，展开了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全面剖析。这两部作品，不仅构成了费孝通社会学理论的基石，也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生育制度》的写作先于《乡土中国》，前者是费孝通对制度基本形式的初步探索，后者则是在社区分析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构成原则为研究对象，运用跨文明比较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这两部著作，一前一后，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费孝通社会学理论的完整体系。
《乡土中国》不仅与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的三本访外杂写——《初访美国》《美国人性格》《重访英伦》——形成了紧密的系列，更在中西“民族性格”的比较视野下，复原了一个迥异于西方的中国社会“理想类型”。这种跨文明的比较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为我们理解不同文明间的差异与共性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0世纪前期的最后阶段，可以用古人的“乱世”概念来概括。在这个时期，战争与“人祸”交织，“天灾”频发，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命存续和文明传统的绵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应运而生，它们不仅是对费孝通理论思考的集中体现，更是他对时代之“乱”的深刻回应。
《生育制度》通过理论研究，强调了人的生命延续应优先于“秩序”（即弗思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笔下的“组织”和“结构”），或者说“秩序”的构成应服务于人的生命延续。而《乡土中国》则通过比较文明研究，重申了费孝通对“世界体系化”下非西方文明传统在适应中绵续的必要性之看法。这两部作品，共同为我们指出了面对“乱世”时，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应冲破“秩序论”的观念局限，将眼界拓展到人和文明传统赖以生生不息的“基本形式”中去。
生于帝制谢幕前夕的费孝通先生，经历了漫长的20世纪的风风雨雨，他的思想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然而，在这条贯穿其学术生涯的主线上，《生育制度》与《乡土中国》无疑构成了一个重要环节。
这两部作品，原本都是服务于本科课堂的教材，但费孝通却在其中做了一项对于社会学特别重要的工作：他通过重新梳理人类学的学术遗产，将现代性——在亲属制度领域里往往表现为家三角的系统破裂——这一社会学的主要对象“孤立”出来，通过综合和批判亲属制度组织结构的研究，融通了“异文化逻辑”和其身在其中的“家国天下智慧”，将承载生命与传统“身家性命”的家三角界定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这一工作，不仅为费孝通确立了其具有独特风格的社会学，也为缓解当下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危机提供了“再启蒙”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