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至1963年这一时期，《金瓶梅》研究经历了从热潮到冷却的转变。相较于1924年至1949年间东方《金瓶梅》研究的热潮，这一阶段的研究显得相对沉寂，但也不乏亮点。十四年间，共出版编著1部，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日本学者的论文就占据了40余篇。研究的重心依然集中在中国大陆和日本，而台港地区也开始有少量文章发表，并出现了《金瓶梅》的影印风尚。
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整体热度有所下降，但在某些方面仍有着不俗的表现。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在沉寂中也不乏争辩与阐发，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不少学人试图运用苏联文艺理论来认识文学现象，从而引发了关于《金瓶梅》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争论。李长之的《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是这一阶段的重要论文。
李长之在文章中给“严格的现实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认为《金瓶梅》与非“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是“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开山祖”。他指出，《金瓶梅》以一个家庭为中心，写出了广阔的社会面，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然而，这一观点也遭到了李希凡的批评。李希凡认为，李长之对现实主义的定义过于机械，模糊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他更推崇《水浒传》，认为《金瓶梅》在文学的基本倾向上离开了现实主义，走向了客观主义。
除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争论外，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方式也引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辩。一派认为《金瓶梅》是个人创作，另一派则认为是世代累积的结果。
自《金瓶梅》问世以来，个人创作说便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潘开沛在《<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中提出了集体创作说，认为《金瓶梅》不是由哪一个“大名士”或大文学家独自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徐梦湘等人的异议，他们认为《金瓶梅》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这场争辩为后来关于《金瓶梅》成书过程、作者、写定者的大论争埋下了伏笔。
除了上述争论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论文和贡献。如李西成的《<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张鸿勋的《谈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等，都颇具胆识与功力。
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金瓶梅》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其社会意义、艺术成就以及成书过程等方面的奥秘。它们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金瓶梅》的认识，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