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作为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及科学史系主任，有幸为周忠和院士的散文随笔集《我的科普之道》撰写序言。在拜读全书清样后，我深感荣幸且责任重大，愿借此机会分享我的读后感。
周忠和院士，国际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其关于鸟类演化的研究颠覆了我们对鸟类起源的传统认知，热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更是享誉国际。作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理事长，他不仅在科学传播领域身先士卒，更以大量深入浅出的进化生物学和古生物学文章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喜爱。
在阅读《我的科普之道》时，我惊讶于周忠和院士对科学精神、科技管理体制及科学家社会责任的深刻而全面的思考。中国虽非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但科学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却始终薄弱。近代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更多是出于振衰起敝、变法图强的现实需求，具有极强的功利目标。
中国科学家投身科学，往往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然而，百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救亡”与“启蒙”双重目标，却对应着大不相同的科学理解。救亡呼唤的是功利主义的科学观，而启蒙则要求将科学精神融入民族文化传统之中。不幸的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使得功利主义科学观盛行，而科学精神的理解、传播和接受却一再被耽搁。
竺可桢先生早在1935年就提出科学精神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但这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在中国近百年的科学发展史上却显得细弱游丝，几成绝响。幸运的是，在《我的科普之道》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这种真知灼见的强烈冲击。
周忠和院士在书中犀利而坚定地发问：科学研究的动力除了利益和需求，兴趣和好奇心这种内在因素是否更加重要？科学与技术是否需要清晰区分？基础科学研究应如何重视？这些问题不仅触动了我的内心，更让我感受到了心心相印、相见恨晚的共鸣。
自19世纪以来，现代科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高度职业化的文化事业。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国防军事、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纷纷投入重金支持科学研究。科学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追求真理也不再是科学研究的唯一动机。名誉、金钱、利益开始贯穿在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运作之中。
在追求真理与获取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成为现代科学家行为规范及科技政策、科技管理制度设计的主要着眼点。在西方，由于现代科学内生的公开性原则及科学共同体强大的自主性和自组织传统，对追名逐利的不端行为有天然的约束。而在中国，由于科学精神、兴趣驱动和真理导向的科学研究传统的缺失，学术不端行为更加广泛，约束也更加乏力。
周忠和院士像丁文江等前辈一样，主动承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关心国事民瘼，直面科研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病。他指出，在业绩评估中过度依赖量化指标，会导致“不鼓励高风险的原始创新，变相鼓励跟踪研究”；在业绩评估中标准单一化，缺乏分类评价体系，会导致无视各学科自身的内在发展逻辑。
尤其是“虎年基础科研——我的十个困惑”一文，系统评点了我们在科研资源和科研荣誉分配中经常碰到的问题。名曰盘点“困惑”，实则震聋发聩，表达了对科研现状的深刻忧思。
作为一位优秀的科学传播家，周忠和院士的文字颇具特色。平实中见深刻，温和中藏锋芒，不急不徐，娓娓道来，偶尔还来点幽默。在批评中从不居高临下，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克制和善意。
在这本不厚的文集中，读者可以见识到一位当代中国科学家的精神世界——对真理的执着、对社会的关切和责任感。在这个科技主宰人类命运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像周忠和院士这样的科学家，既深耕专业又心系社会，在专业领域追求卓越，在公共领域发光发热。
科学家们主动参与科学文化建设，中国的科技事业才能真正获得深厚的文化支撑与持久的精神动力。是所望焉，谨以此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