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四十年三写《异秉》：叙事风格的传承与嬗变

汪曾祺的文学自白与《异秉》的独特地位

汪曾祺在《〈职业〉自赏》中曾坦言，若问自己最满意的小说，答案并非众人熟知的《受戒》或《大淖记事》，而是《职业》。然而，若要深入探讨汪曾祺前后期叙事风格的延续与变化，《异秉》无疑是一个更为合适的切入点。这部作品不仅篇幅更长，结构、语言、风格的变化也更为显著，堪称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创作探索的缩影。

创作道路的“衔接”与《异秉》的改写

汪曾祺在1989年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自己在八十年代的创作与四十年代紧密相连，这种“衔接”体现在对四十年代作品的改写与重写上。如《复仇》《鸡鸭名家》《职业》等作品，前后两版虽存在大量异文，但主体结构未变，展现了汪曾祺对创作初心的坚守。而《异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汪曾祺最熟悉、最怀念的高邮生活的写照，更在前后版本中呈现出风格迥异的变化，堪称汪曾祺“衔接”1940年代作品中的佼佼者。

三写《异秉》：从《灯下》到1980年版的蜕变

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将《异秉》这个题材写了三次。第一次以《灯下》为题，当时他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第二次发表于1948年，标题定为《异秉》；第三次则是1980年，汪曾祺刚重拾小说之笔，便选择了重写这部旧作，而非当时震惊文坛的《受戒》或获奖的《大淖记事》。这一选择，无疑彰显了《异秉》在汪曾祺心中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