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941年日记揭秘：誓言与教育理念的深远影响

竺可桢校长就任誓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

翻开竺可桢1941年的日记，一篇1936年5月18日的就任浙江大学校长誓词映入眼帘。誓词中，竺可桢校长郑重宣誓：“余敬谨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这段誓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不仅彰显了竺可桢校长对职责的忠诚与敬畏，更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崇高追求。

国难当头，竺可桢校长勇担重任

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后的补行宣誓典礼上，竺可桢校长发表了感人至深的答词。他坦言，在国难严重的时期，自己深感责任重大，以个人能力的薄弱，深恐有负中央的付托。然而，他并未退缩，而是决心尽力照监誓员及各位先生所指示的方向去做，为浙大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竺可桢校长还谈到了自己的办学方针。他提到，越王勾践在国难时期，采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复兴。而今，国难更甚于越王勾践时代，大学作为教育的重要阵地，对于“教训”二字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生聚、教训，虽是老生常谈，却是立国之本。

古今教育理念对比，竺可桢校长倡导德育为先

竺可桢校长进一步阐述了古今教育理念的差异。他指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对于德育和知育并重，学官统称“明伦堂”，旨在明人伦。然而，自科举兴起后，士子们开始注重记诵和辞章之学，这种趋势为古代有识之士所诟病。即便是古代的私立大学——书院，也以熏陶人的品格为首要任务，师生之间关系密切。

相比之下，现代通行教育制度取法于欧美，虽然欧美的学校与教堂并存，注重品性人格的陶养，但我们在移植其制度时，却往往取其糟粕，遗其精神。竺可桢校长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的教育制度在组织上不甚健全，“教训”二字只行到“教”一部分，而“训”这一部分几乎完全放弃。他呼吁，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教育理念，将德育放在首位，培养既有知识又有品德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