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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隐公元年:谶纬之风与儒家思想的神秘交织

    谶纬之风的兴起背景

    在隐公元年,经学领域掀起了一股神秘主义的谶纬之风,这股潮流与官学一统的背景密不可分。儒家所传授的典籍,原本是先代的“王官之学”,与《论语》《孟子》等私家著述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差异,在《汉书》中有着生动的记载。窦太后偏爱《老子》,曾以此询问儒生辕固,辕固直言《老子》不过是“家人言”,即私家著述,无法与儒家传承的先代王官之学相提并论。这一言论惹得太后大怒,辕固也因此被关进了野猪圈。这一事件,无疑揭示了当时学术界的某种微妙氛围。

    汉武帝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对先代王官学的尊崇,这一举措确定了汉家的官学典籍,却也使得那些在官学之外的著述,尤其是新著,难以获得人们的重视。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经学与子学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先秦时期,老、庄、杨、墨等诸子百家,凡有想法者皆可立一家之言,然而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顶尖思想家几乎都要依附于儒家那寥寥几部经典之上。

    隐公元年:谶纬之风与儒家思想的神秘交织

    谶纬之风的古怪开端与盛行

    汉代的谶纬,正是这种风气的一个古怪开端。官学典籍既定,人们的创造力却无法被真正遏止,于是,跟风出书成为了一种解决之道。新书在书名和内容上与经典挂上关系,附会为古代圣人之作,作为与经书相对应的纬书。为了增强正统性,书中常常用上天的启示、圣人的预言来凿实自家的身份。神秘主义成为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风尚,官方甚至要求以谶纬之说阐释五经。

    隐公元年:谶纬之风与儒家思想的神秘交织

    即便像董仲舒这样的正统今文宗师,身上也流露出不少神秘气质。他的《春秋繁露》,究竟是儒学的成分多些,还是方技的成分多些,至今仍难以说清。谶纬预言之类的东西,古已有之,但当初只是诸子百家各自的一家之言,影响力有限。然而,汉朝谶纬却附身于经学之上,迷惑了众多信徒,形成了一场甚嚣尘上的造神运动。孔子的身世,也因此开始变得异于常人,据纬书《春秋演孔图》记载,孔子的母亲曾在梦中与黑帝的使者相遇,后生孔子于空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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