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氏兄弟：国民性改造的先驱与西方启示

国民性改造的先声：从严复到梁启超

鲁迅，这位文学巨匠，一生致力于剖析并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其思想之深邃，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更渗透于杂文之中。然而，追溯国民性改造的源头，鲁迅并非孤军奋战。早在1895年，严复便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振聋发聩地指出：“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严复认为，国民性由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共同构成，这一观点为后来的国民性改造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后，梁启超亦不甘落后，1902年发表《新民说》，洋洋洒洒，深入剖析国民性之弊。而早在1900年，梁启超便已发表《呵旁观者文》，比鲁迅那句“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早了整整24年。1915年，梁启超再次发声，发表《良心麻木的国民》，其思想之深邃，与鲁迅在《呐喊》中塑造的近似类型人物，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国民性改造的先声。

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承前启后，兼收并蓄

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既承继了近代启蒙先驱的卓见，又从外国人那里汲取了灵感。鲁迅临终前两周，在《立此存照（三）》中表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这本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斯密斯出版的小册子，对鲁迅影响深远。早在10年前，鲁迅便在《马上支日记》中提及此书，足见其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之深。

不仅如此，鲁迅还饶有兴致地阅读了日本人安岗秀夫贬损中华民族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的民族性》，并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鲁迅并不忌讳外国人对中国的“差评”，甚至“辱华”言论，他认为，不看“辱华影片”，于己无益，不过自欺欺人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则更是无益。鲁迅的这种开放态度，展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深邃与勇气。